印加帝国的廉政实践更为系统。帝国实行“王土王民”制度，土地与财产归国家所有，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命，需定期向中央汇报政绩。为防止腐败，印加设立“巡回监察官”（tokoyrikoq），由皇帝亲信担任，负责巡视地方、核查财政，若发现官员贪污或滥用职权，将被处以“死刑”，其财产充公。同时，印加推行“互助制”（ayni），要求官员与民众共同参与农业生产与公共工程，倡导“勤劳节俭”的价值观。但这种制度依赖于皇帝的绝对权威，随着帝国扩张与王室内部权力斗争，后期官员开始私下侵占土地与财富，如16世纪初的库斯科地区，地方官员隐瞒税收，导致中央财政空虚，为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非洲地区：部落传统与王国治理的交融
非洲地区的廉政认知与部落社会结构紧密相关。在众多部落联盟中，首领由部落长老选举产生，需遵循“集体利益至上”的传统，禁止以权谋私，若违反，长老会议有权将其罢免。例如，西非的豪萨城邦中，首领（埃米尔）需定期向长老会议汇报财政收支，若被发现贪污部落公共财产，将被剥夺权力。
在较大的王国（如加纳王国、马里王国、桑海王国）中，廉政制度更为成熟。马里王国的国王曼萨·穆萨以“清廉与慷慨”闻名，他在朝圣途中曾大量施舍黄金，却严格要求官员不得侵占国家财富，设立“财政大臣”专门管理税收与贸易，对贪污者处以“没收财产”或“流放”。桑海王国则推行“行省制度”，地方总督由国王任命，需每年向中央缴纳贡赋，国王通过“信使系统”实时监控地方动态，防止总督腐败。但非洲多数王国缺乏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随着外部贸易（如奴隶贸易）的冲击与内部部落冲突，廉政体系逐渐瓦解，如18世纪的贝宁王国，部分贵族与欧洲殖民者勾结，通过贩卖奴隶牟取暴利，彻底违背了传统的廉洁理念。
这些地区的廉政实践虽因文明发展阶段与社会结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均体现了对“权力约束”与“公共利益”的追求，其经验与教训也成为世界廉政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东亚地区：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廉政实践
日本：古代日本的廉政体系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同时融入本土武士道精神与神道教伦理。大化改新（7世纪）后，日本效仿唐朝三省六部制，设立“太政官”统管行政，下设“弹正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负责弹劾官员贪腐与失职，其职责与中国御史台相似。平安时代（794-1185年），《养老令》中明确规定“官吏受赃，一尺以上徒一年，八匹以上绞”，量刑严苛。中世纪的武家政权（如镰仓幕府、江户幕府）则以“御家人制度”为核心，武士阶层需对幕府将军效忠，若存在贪污军饷、掠夺百姓等行为，将被剥夺领地甚至处死。但江户幕府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催生了“町人文化”，部分官员与商人勾结，出现“贿赂公行”的现象，成为幕府衰落的重要原因。
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廉政建设同样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高丽王朝（918-1392年）效仿宋朝设立御史台，监察百官；李朝（1392-1910年）进一步完善制度，设“司宪府”“司谏院”，合称“台谏”，负责弹劾与谏诤，同时推行“科举取士”，以“品行端正”为选官首要标准。李朝世宗时期（1418-1450年），颁布《经国大典》，对官员贪腐行为的惩处细化到“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等类别，且规定“赃吏子孙不得应试”。但李朝后期，党争激烈（如东党、西党之争），官员为争夺权力相互倾轧，贪腐现象日益严重，如19世纪的“大院君”执政时期，卖官鬻爵成风，最终导致国家积贫积弱。
东欧地区：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廉政探索
俄罗斯：古代俄罗斯的廉政建设与东正教伦理、沙皇专制制度紧密相关。基辅罗斯时期（9-13世纪），东正教传入后，教会以“禁欲、公正”为教义，约束王公贵族行为，若有贵族贪污勒索百姓，教会有权对其进行“绝罚”（开除教籍）。莫斯科公国崛起后，沙皇伊凡四世（16世纪）设立“特辖制”，通过秘密警察（奥普里希尼基）打击腐败贵族，没收其财产。彼得一世改革（18世纪初）时期，效仿西欧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设“元老院”为最高行政与监察机构，对官员实行“考核晋升制”，但由于沙皇权力高度集中，监察制度最终沦为皇权打压异己的工具。19世纪的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发展催生了新的腐败形式，如政府官员在铁路建设、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