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东欧地区（如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因长期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地带，廉政建设呈现出“宗教影响与封建割据并存”的特点。中世纪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实行“贵族民主制”，国王权力受议会制约，议会设有“检察官”负责监督国王与官员行为，但由于贵族特权过大，检察制度往往流于形式，17世纪的波兰曾因官员贪污导致军队装备落后，最终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匈牙利王国在13世纪颁布《金玺诏书》，规定贵族有权反抗“不公正的国王”，同时设立“皇家法院”审理官员贪腐案件，但后期因蒙古入侵、奥斯曼帝国扩张，国家陷入动荡，廉政体系彻底崩坏。
至于东南亚地区，其古代廉政文明因热带农耕文明、海上贸易与多元宗教的交融，呈现出“神权统治与贸易伦理并重”的独特形态。
东南亚地区的廉政实践
中南半岛国家（如柬埔寨、泰国、越南）：柬埔寨吴哥王朝（9-15世纪）时期，印度教与佛教成为国教，国王被视为“神的化身”，需以“达摩”（法）治理国家，禁止官员掠夺百姓。吴哥窟等大型建筑的修建中，设有专门的“工程监察官”，负责审核财政支出，防止贪污公款。泰国（暹罗）的曼谷王朝初期（18世纪末），国王拉玛一世颁布《三印法典》，明确规定“官员受贿一尺布以上，杖五十；一匹以上，流放”，同时设“内政部”管理地方行政与监察。越南则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李朝（11-13世纪）效仿宋朝设立御史台，陈朝（13-14世纪）推行“科举取士”，以“廉洁”为选官核心标准，但后期因越南内战与外国入侵，廉政制度逐渐失效。
马来群岛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的满者伯夷帝国（13-15世纪）是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中心，帝国实行“贸易官署”制度，对香料贸易征收关税，同时设“港口监察官”防止官员与商人勾结偷税漏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苏丹国（15世纪）以伊斯兰教为治国理念，《古兰经》教义禁止“受贿、侵占公物”，苏丹下设“四大臣”分管行政与监察，若有大臣贪污，将被处以“断手”或“流放”。菲律宾的吕宋岛在西班牙殖民前，各部落由“达图”（首领）统治，达图需遵循“部落互助”传统，若侵占部落公共财产，将被长老会议罢免。但16世纪西班牙殖民后，殖民者通过“委托监护制”掠夺当地资源，官员与教会相互勾结，贪污受贿成风，彻底破坏了本土廉政传统。
这些地区的廉政实践虽因历史、文化差异呈现出不同形态，但均体现了对“权力约束”与“公共利益”的追求，其经验与教训共同构成了世界廉政文明的多样性。
随后，随着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相继涌现，再到改写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类社会在新兴生产力与制度变革的双重激荡下加速转型。从中国晚清的器物革新、辛亥革命的制度探索，到五四运动的思想觉醒、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自力更生、改革开放的拥抱世界，直至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欧洲各国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跨越，到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一系列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维护和平、迈向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中，在对于清正廉洁领域的认知理解，也突破了古代社会的阶级局限与地域壁垒，朝着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全球共识方向深刻演进，成为各国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命题之一。
而在这段跌宕起伏的坎坷路途里，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发展对话时期，清政廉洁，和反腐倡廉一样，都是久久为功且关乎大局的关键性工作，除了抓捕汉奸走狗和黑恶腐败势力外，对于营造清政廉洁的良好生态环境，不光是过去制胜稳心与取得胜利的法宝，更是应对时代局势日益变幻变迁不断，国内外多种因素交织影响下打赢基本盘，铸牢坚实根基的重要一步。
在中国，这一演进轨迹尤为鲜明。晚清时期，面对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已意识到“吏治腐败”是国弱民穷的根源之一。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不仅严查鸦片走私，更整肃海关吏治，立下严格规矩杜绝受贿；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洋务新政时，设立“清查局”，专门核查官办企业账目，试图以新式方法改良传统监察制度，虽因时代局限未能彻底见效，却已显露出突破封建桎梏、迈向现代廉政的端倪。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的理念，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官员必须遵守法律、不得贪污受贿，并设立监察院作为专门监督机构，首次将廉政建设纳入现代民主共和的制度框架。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对封建官场的腐朽进行深刻批判，推动全社会形成“廉洁是公职人员基本操守”的共识，为后续的廉政思想革新奠定了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建立“廉洁政府”成为凝聚民心的重要旗帜。1941年颁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