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也在唐代成为独立画科，薛稷的鹤画、边鸾的花鸟画，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动植物形象，色彩鲜艳，写实性强，展现出对自然美的精准捕捉。此外，唐代的宗教绘画依然繁荣，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达到巅峰，以宏大的规模、精湛的技巧绘制佛国世界，如《飞天》壁画，人物姿态轻盈飘逸，色彩浓烈和谐，体现出大唐的开放与包容。
民间绘画同样蓬勃发展，墓室壁画、屏风画与版画等形式多样，题材涵盖市井生活、宴饮娱乐等，线条与色彩更趋灵活，充满生活气息。同时，唐代绘画理论也取得突破，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系统总结了中国绘画的发展历史与技巧理论，提出“气韵生动”的审美标准，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典籍。
隋唐之际的绘画，以其雄浑的气魄、精湛的技巧与多元的风格，不仅总结了前代的艺术成就，更确立了中国绘画“注重意境、强调气韵”的审美追求，对后世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中原大地虽政权更迭频繁、战火纷飞，绘画艺术却未停滞，反而在分裂与割据中形成了“区域深耕”的独特态势，为宋代绘画的巅峰奠定了技法与风格的基石。
这一时期，绘画的核心区域逐渐向相对稳定的南方转移，南唐与西蜀成为艺术发展的两大中心。南唐设立“翰林图画院”，聚集了周文矩、顾闳中、董源等一批大师。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以长卷形式，细腻刻画了韩熙载府邸夜宴的全过程，线条遒劲流畅，人物神情各异——韩熙载的沉郁、歌女的娇羞、宾客的欢愉皆跃然纸上，通过对服饰、器物、场景的精准还原，既展现了五代贵族的生活百态，也暗藏着对时代动荡的隐喻，其“以形传神”的技巧已臻成熟。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则以简练的线条与巧妙的构图，将人物与多重屏风融为一体，营造出空间的层次感，同时通过人物的姿态与神情，传递出皇室成员间的微妙关系。
西蜀同样设立画院，黄筌、黄居寀父子的工笔花鸟画独树一帜。黄筌的画作以细腻的笔触、艳丽的色彩刻画宫廷珍禽异兽，如《写生珍禽图》中，蝉、雀、龟等形象栩栩如生，羽毛与鳞甲的质感通过精准的线条与色彩晕染完美呈现，形成了“黄家富贵”的风格，成为后世工笔花鸟画的典范。此外，西蜀的宗教绘画也颇具特色，贯休的《十六罗汉图》以夸张的笔法刻画罗汉形象，面部神情奇特，线条刚劲有力，充满神秘肃穆之感，突破了传统宗教绘画的程式化。
在山水画领域，董源开创了“江南水墨山水”流派。其《潇湘图》以柔和的线条、淡雅的墨色描绘江南水乡的烟雨朦胧之景，山峦以“披麻皴”技法表现，树木葱郁，江水浩渺，画面充满诗意与意境，摆脱了唐代青绿山水的雄浑壮丽，转向对自然本色的细腻捕捉，为宋代文人山水画的“平淡天真”风格埋下伏笔。
尽管处于战乱年代，五代十国的绘画仍在题材、技巧与理念上实现了突破：人物画更注重对心理与时代背景的刻画，花鸟画形成了工笔写实的成熟范式，山水画则确立了水墨抒情的新方向。同时，画院制度的完善与画家身份的专业化，进一步推动了绘画技巧的传承与创新，这些实践不仅承接了隋唐的艺术成就，更以“精研细节、注重意境”的特质，为宋代绘画的“全面繁荣”铺平了道路。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融合的浪潮与多元文化的碰撞，让绘画艺术突破了前代的地域与风格局限，形成了“写实与写意并存、宫廷与民间共荣”的丰富格局，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宋代是这一时期绘画的核心，崇文抑武的国策推动了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画院制度的完善让宫廷绘画达到新高度，同时文人画的兴起也为艺术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北宋画院以“写实”为核心标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堪称典范——这幅长卷以细腻的笔触、严谨的构图，全景式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市井百态，从汴河上的漕船到街头的商铺，从官吏的出行到百姓的劳作，人物、器物、建筑皆精准还原，线条流畅而富有质感，色彩淡雅却层次分明，不仅展现了高超的写实技巧，更以“以画证史”的方式记录了宋代的社会风貌。此外，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浓艳的青绿山水展现了大宋的雄浑气象，线条精细，色彩富丽，将青绿山水的技法推向巅峰。
南宋绘画则因偏安江南，风格转向“精巧写意”。马远、夏圭开创的“马一角”“夏半边”构图，以简洁的笔墨与留白营造出深远的意境，如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仅以寥寥数笔勾勒渔翁与小舟，大面积留白表现江水的浩渺，将“写意”精神与空间营造完美结合。文人画在宋代进一步成熟，苏轼提出“士人画”理念，主张绘画应“不求形似，当求其神”，他的《枯木怪石图》以简练的墨线勾勒枯木与怪石，线条苍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