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与师哥师姐们在书库西隅整理诸子乐论的竹简卷帛时，他总比旁人多带一份心思：见着《乐经》残卷上标注“大司乐掌教六乐”的字句，便忙用竹笔在素帛一角画个小钟的记号，注明“六乐对应六代之礼”；翻到《左传》中“季札观乐”的段落，提及“《韶箾》尽美矣，又尽善也”，便特意将卷帛的绳结换作红色，提醒自己后续细究韶乐的乐舞形制；偶见夹杂在史简中的“郑风乐谱”残片——那是用朱笔标注在简侧的弦位符号，便屏息凝神地将符号一一摹在帛上，连简片边缘因年久磨损的模糊印记，都细细描了个大概。待每日整理告一段落，其他师兄弟或歇坐饮茶，或闲聊打趣，他却捧着攒下的标有记号的竹简卷帛，缩在书库角落的暖阳里逐字研读：遇着“律吕相生”的晦涩表述，便反复摩挲简上的刀刻纹路，试图从字形的顿挫中揣度古人制律的逻辑；读到“桑间濮上之音”的记载，便对照前日摹下的郑风弦位，在指尖虚虚推演弹奏的节奏，连师哥递来的凉茶都放凉了大半。
这般连轴转了三五日，案头的素帛已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注解：从“三分损益法”的演算步骤，到不同乐器（钟、鼓、琴、埙）的形制差异；从《诗经》风、雅、颂的乐调区别，到各国乐舞的适用场景，多数先前萦绕心头的疑问，如“黄钟之律何以定音”“宫商角徵羽如何对应五方”，都在逐简研读、反复比对中豁然开朗——比如他曾困惑“累黍为度”的标尺为何物，待翻到《汉书·律历志》的残引，再对照书库中留存的半盒古黍粒，亲手将黍粒累成一寸之度，便知古人以自然之物定音律的巧思。
可偏偏有几处疑难，像嵌在竹简缝里的尘垢，反复擦拭仍不得其解：其一，曾侯乙编钟的“一钟双音”为何能精准对应不同乐律？他虽见过编钟的铭文拓片，却始终想不通钟体的纹饰与音高的关联；其二，孔夫子既斥“郑卫之音”为“淫靡”，为何《诗经》中仍收录《郑风》《卫风》的多篇诗作，且皆标注“可歌”？其三，《吕氏春秋》载“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以昆仑之竹制管定音，这“竹管之音”与黄钟之律的对应关系，又该如何考证？
思来想去，终是觉得单凭一己之力难破迷局。于是次日天未亮，王嘉便将那几处疑难逐条抄在素帛上，叠好藏在袖中，待师哥师姐们到书库后，便捧着帛书凑上前去，语气恭谨：“几位师哥师姐，小弟连日研读乐论，遇着几处不解，还望各位不吝赐教。”说着便指着“一钟双音”的疑问，将自己对钟体纹饰的困惑和盘托出。
师哥们闻言，纷纷围拢过来。三师哥常年研究青铜礼器，当即起身道：“你随我来，书库后殿藏着曾侯乙编钟的残片拓本。”说着便引他至后殿，展开拓本指点：“你看这钟体的‘枚’（钟面上的乳钉），疏密排布皆有讲究，左右两侧的鼓部厚薄不同，敲击时振频各异，故而能一钟发两音——这便是古人‘以形定音’的智慧。”师姐则接过帛书，指着“郑卫之音”的疑问笑道：“孔夫子斥的是‘滥奏郑卫之音以乱雅乐’，而非斥诗作本身。《郑风》多写民间情爱，旋律轻快，若在朝堂宴乐中滥奏，便失了礼的分寸；但在民间传唱，倒合着百姓的性情，这便是‘乐与场景相应’的道理。”
即便如此，关于“伶伦作律”与黄钟之律的对应，师哥们也觉需细究。于是当日午后，众人一同捧着相关典籍，来到左丘明先生的书房请教。左丘明先生听罢王嘉的疑问，取过案头一卷《乐记》残本，缓缓道：“伶伦作律，以竹管定音，实则是以自然之声合天地之序。昆仑之竹性寒，管径均匀，吹之音声清越，恰合黄钟‘中和之音’的特质。古人制乐，从不是闭门造车——你若想深究，可去书库东侧的‘器物房’，那里藏着一支仿造的伶伦竹管，再对照《吕氏春秋》的记载，亲手吹一吹，便知竹管之音与黄钟律的呼应了。”
得了先生的指点，王嘉如获至宝。此后数日，他每日除了翻阅典籍，便往器物房跑——亲手摩挲那支竹管，量其管径、测其长度，再对照“累黍为度”的方法定音，吹时细辨音高；又与师哥一同前往城郊的古乐师遗址，在出土的陶埙、骨笛残片上，比对古人制器时留下的音孔痕迹，一一记录、反复论证。
这般连番翻书查证、听教辨析、实地摩挲器物，约莫过了七八日，当王嘉再次对着素帛上的疑难逐条核对时，先前的困惑竟如积雪遇春阳般，尽数消融：编钟的“一钟双音”藏在形制的巧思里，郑卫之音的争议落在“礼与俗”的边界上，伶伦竹管的定音合着天地的中和之序。他将最终的感悟细细写在素帛末尾，指尖划过字迹时，只觉先前模糊的春秋战国乐律图景，此刻竟在心头变得清晰可触——连书库中竹简的清香，都似掺了几分编钟的清越、竹管的悠扬。
在此之余，他也将关键的知识点与信息，记录在他原先准备的小竹简与小册子中，方便他日后回到现代之后，与现代相应的着作典籍进行比对。
再到了后来，一切便恢复正常。
而王嘉呢，他也着手去寻找《左氏春秋》中记载着关于鲁成公第六年的竹简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