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鲁成公从晋国归来，刚入曲阜，便听闻郑国伐许之事，不禁皱眉——郑国此举，分明是“欺晋无暇，挑衅霸主权威”，而鲁国作为晋国的盟友，若不表态，恐遭晋国怪罪。只是鲁军刚从伐郑前线撤回，兵力未复，又逢新宫火灾后国库空虚，实在无力出兵，成公只得派使者前往晋国，向晋景公禀报“郑伐许之事”，实则是“将皮球踢给霸主”，既表忠心，又避战祸。
秋七月，鲁国内部也起了战事——叔孙侨如率领鲁军包围了棘邑。棘邑本是鲁国的附庸邑，邑宰公孙申近年却“私通齐国，截留贡赋”，鲁成公忍了半年，终于在秋收前下令讨伐。叔孙侨如率军至棘邑城下，并未强攻，只是命士兵在城外筑垒，断绝粮道，又派使者入城劝降，称“若公孙申献邑请罪，可免其死；若顽抗，城破之日，尽诛其族”。棘邑百姓本就不满公孙申的苛政，见鲁军势大，便在夜间打开城门，绑了公孙申献给叔孙侨如，棘邑之乱三日便平，叔孙侨如将公孙申押回曲阜，成公按“臣叛君”之罪，将其流放至莒国，又任命新的邑宰，重新掌控了棘邑。
八月，曲阜久旱不雨，田里的禾苗都蔫了半截，百姓纷纷到社稷坛祈祷。鲁成公按周礼，举行“大雩”之祭——选了十二名童男童女，身着青衣，在社稷坛前载歌载舞，又派太史诵读祷文，祈求“上天降雨，佑我鲁国”。祭典持续了三日，到第三日傍晚，竟真的下起了小雨，百姓欢呼雀跃，成公也亲自到社稷坛拜谢，认为“诚心得天应”，又下令“开仓放粮，赈济受旱的农户”，以此安抚民心。
与此同时，晋国与卫国联手出兵，讨伐廧咎如。廧咎如是赤狄的一支，素来盘踞在晋、卫边境，时常劫掠两国的边邑，晋景公早有剿灭之意，此番趁伐郑之后兵力未散，派郤克为将，卫定公派孙良夫为副将，两国联军深入赤狄腹地，廧咎如部落猝不及防，首领被斩杀，部众或被俘，或逃往漠北，晋、卫两国瓜分了其土地与牲畜，既除了边患，又扩充了疆域。鲁成公听闻此事，忙派使者向晋国道贺，献上贺礼，以表“同喜同忧”。
冬十一月，晋景公派卿士荀庚出使鲁国，卫定公也派孙良夫紧随其后——这是诸侯间“战后盟誓，巩固盟约”的惯例。荀庚是晋国的上军佐，地位尊崇，抵达曲阜后，鲁成公亲自到城外迎接，按“上卿之礼”款待。席间，荀庚传达晋景公的意思：“郑国虽暂服，然楚必复争，鲁国需谨守盟约，明年若晋伐郑，鲁必出兵”，鲁成公连连应诺，承诺“不敢背晋”。
丙午日，鲁国与荀庚在太庙订立盟约。盟书用朱笔写在玉帛上，内容无非是“鲁晋两国，永结盟好，共抗楚郑，若有背约，天打雷劈”，鲁成公与荀庚并肩跪下，饮了血酒，将盟书一式两份，一份藏于鲁国太庙，一份由荀庚带回晋国，算是“敲定了明年的军事盟约”。
丁未日，鲁成公又与卫使孙良夫订立盟约。卫、鲁同为晋国盟友，又接壤，素来有“互保边境”的约定，此次盟约更添了“若楚伐卫，鲁出兵相助；若齐伐鲁，卫出兵相援”的条款，孙良夫还私下向鲁成公透露“卫定公愿与鲁通婚，以固两国之好”，成公欣然应允，两国关系愈发紧密。
就在鲁、晋、卫盟誓之际，郑国又一次攻打许国。此次郑国是“趁许国未复，晋、鲁无暇顾及”，派公子去疾再次领兵，一举攻破了许国的都城颍川，许灵公只得带着残部逃往晋国，向晋景公哭诉“郑人反复，欺凌小国”。晋景公此时刚与鲁、卫盟誓完毕，正欲出兵伐郑，却因冬日天寒，粮草难运，只得暂时搁置，只派使者斥责郑国“背盟伐许”，郑国却仗着“有楚国撑腰”，对晋使的斥责置若罔闻，中原的局势，又因这一场战事，变得微妙起来。
这一年，鲁成公的日子过得格外忙碌：春伐郑，夏朝晋，秋平乱、祈雨，冬盟晋卫，还要应对各国的丧礼与战事，桩桩件件，皆是春秋时“小国夹缝求存”的缩影。而新宫火灾、诸侯盟誓、郑许交兵，看似零散的事件，实则都围绕着“晋楚争霸，小国站队”的主线，鲁国在其中小心翼翼，既不敢违逆霸主晋国，又需兼顾自身利益，每一步都走得谨慎——这便是春秋乱世，诸侯的生存之道。
话说回来，就在鲁成公执政鲁国的第三个年头，同时也是周王室周定王十九年的时候，在这一年的春天，周历正月的寒风掠过黄淮平原，晋景公率领鲁成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公的联军，浩浩荡荡驻扎在郑国的伯牛邑——此地距郑都新郑不足百里，是晋军南下伐郑的惯常屯兵之所。联军此番出兵，名义上是“讨伐邲之战郑欺晋之罪”，实则是为了惩戒郑国去年暗中与楚国结盟、背弃中原霸主的反复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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