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哲学的融合，还体现在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王维的山水诗“诗佛合一”，既含儒家的入世情怀，又藏佛教的空灵意境；敦煌壁画中“飞天”形象，兼具道教的飘逸与佛教的庄严；科举制度既考儒家经义，也吸纳懂佛道典籍的人才。这种“三教并行不悖”的格局，既维护了社会伦理的稳定（儒家），又满足了个体精神的超越需求（佛道），成为盛唐开放包容文化气象的思想根基。隋唐哲学虽未产生颠覆性的新流派，却通过对儒释道的深度整合，让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大一统的盛唐气象崩塌，中原地区政权更迭如走马灯（五十三年间更迭五朝八姓十四帝），南方虽有十国割据却也纷争不断——这种比三国两晋南北朝更碎片化的乱世，让哲学思辨彻底告别了隋唐的“三教合流”鼎盛，转向“重实用、轻玄思”的蛰伏状态，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从“体系成熟”到“宋明理学复兴”的过渡阶段。
此时的思想核心，不再是宇宙本源的探讨或精神内省的追求，而是围绕“如何生存”“如何治国”的现实问题展开。儒家思想虽仍是社会伦理的底色，却失去了官方体系的支撑——各国君主多出身武将，更信奉“兵强马壮者可为天子”，对儒家“仁政”“德治”的理论兴趣远不及“强兵富国”的实用策略。比如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虽也沿用科举选拔儒生，但更重视能整顿赋税、领兵作战的实务人才；南唐后主李煜虽崇尚文治，却也仅将儒家思想作为文化点缀，无力推动系统性的思想建设。儒家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基层士大夫维系宗族伦理、记录乱世史实（如《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编纂）上，成为乱世中文化传承的“火种”。
佛教与道教则褪去了隋唐的辉煌，转向民间化、世俗化生存。佛教不再有天台宗、华严宗那样精密的哲学体系，禅宗“明心见性”的简易法门因适配乱世中人们“快速安顿心灵”的需求而广泛传播——僧人们不再依附皇室建造大型寺院，而是在山林间结庵修行，以“农禅并重”自给自足，将佛教思想转化为“面对苦难、随遇而安”的生活智慧。道教也放弃了隋唐“性命双修”的哲学深化，转而侧重“符箓祈福”“丹药治病”的实用功能，成为民间百姓应对战乱、疾病的精神寄托，比如后蜀、吴越等地的道观，多以“驱邪避灾”为主要活动，少了对“道”的本源探讨。
这一时期的哲学，几乎没有诞生新的理论流派或经典着作，却在“实用主义”的导向下完成了两项关键积累：一是儒家在基层的“扎根”——士大夫通过修订族谱、兴办乡学，将儒家伦理融入宗族生活，为宋代理学“以宗族为基础构建伦理秩序”埋下伏笔；二是佛道思想的“民间化改造”——禅宗的“生活化”、道教的“世俗化”，让原本高深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生活方式，为宋明理学“融合三教、回归日用”提供了土壤。
五代十国的哲学虽看似“沉寂”，却并非停滞——它像乱世中的“蓄水池”，收集了隋唐思想的余脉，过滤掉不切实际的玄思，保留了最适配社会需求的实用内核，最终为北宋统一后“理学兴起”积蓄了足够的思想能量，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低谷蛰伏”到“再度复兴”的关键过渡。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版图内多民族政权并立（辽、宋、夏、金、元先后更迭或并存），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深度交融，社会经济（如宋代商品经济、元代海外贸易）与科技（活字印刷、指南针）空前发展——这种“多元一体”的社会格局，让中国传统哲学突破了此前汉民族主导的思想框架，在“三教深度融合”与“民族文化互鉴”中，迎来了宋明理学的集大成，也形成了多民族思想共生的独特形态。
宋代是理学（也称“道学”）的诞生与成熟期，也是儒家思想完成“哲学化改造”的关键阶段。面对佛道思想的长期冲击，宋代儒者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不再满足于儒家传统的伦理实践，而是借鉴佛道的宇宙观与思辨方法，构建起“以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在《太极图说》中以“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解释宇宙本源，将儒家伦理嵌入宇宙生成逻辑；程颢、程颐兄弟首次明确提出“理”（也称“天理”）是万物的终极本质，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将伦理道德上升为宇宙规律；朱熹则集理学之大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系统阐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通过探究事物原理（格物），才能获得对“天理”的认知（致知），最终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这套体系既回应了佛道对“宇宙本源”的探讨，又坚守了儒家“入世致用”的核心，成为宋代及后世的官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