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师姐昨天讲的‘白马非马’，说‘马’是名，‘白马’是实，听得我脑子都绕晕了。”他想起师姐举着竹简笑的模样，“可先生说，这些辩题不是要争个输赢，是要我们学会‘辨名实’——可辨清楚了名实，又能用来做什么呢？总不能像辨谷子和麦子那样，能分出好坏、算出收成吧？”
窗外的阳光斜斜照进书库，在竹简堆上投下斑驳的影子。王嘉随手拿起一卷没整理完的《孙子兵法》，翻到“上兵伐谋”那一页，忽然愣了愣：兵法讲“谋”，和孔夫子讲“仁”、老子讲“道”，好像都在说“怎么做事”，只是一个对战场，一个对世人，一个对天地。这么一想，他心里的雾好像散了点，指尖不自觉地在竹简上轻轻敲着：“或许……这些道理，就像不同的农具，有的耕水田，有的种旱地，用处不同，却都是为了把地种好？”
他正想得入神，忽听见大师兄喊他：“嘉弟，发什么呆？剩下的《墨子》竹简该归位了。”王嘉猛地回神，赶紧应了声“来了”，却在起身时悄悄把那卷《论语》和《道德经》往怀里拢了拢——今晚睡前，他想再问问先生，这些藏在文字里的“道理”，到底要怎么装进心里，才算真的懂了。
在这之后不久，天刚蒙蒙亮，书库的木门还沾着晨露的湿气，王嘉便已提着装满竹简的木盒，再度循着往日的节奏，开启了属于他的“求知之旅”。他记得先生曾说“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故而每一次整理典籍，都像在为自己的学识“添薪”——先前研究农事历法时，他便是靠着这般“标记-收集-研读”的步骤，从《夏小正》的星象记载里摸清了节气与收成的关联，如今转向春秋战国的哲学典籍，这套方法自然成了他最稳妥的依仗。
书库西侧的“诸子阁”是今日整理的区域，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堆叠如山的竹简卷帛上洒下细碎的光斑。王嘉蹲在案前，指尖轻轻拂过每一卷竹简的编绳，目光始终紧盯简牍上的篆字——凡见《论语》《道德经》《墨子》中与“道”“仁”“义”相关的章节，或是《孙子兵法》里涉及“谋”与“德”的论述，他便从怀中掏出一小块炭笔，在竹简末端轻轻画一个“△”记号；遇到《庄子》中“庄周梦蝶”这类晦涩的寓言，更是在帛书边缘空白处，用小字记下自己当下的粗浅疑问：“蝶与我，究竟是真还是幻？”。待整理告一段落，他便将这些做了记号的典籍小心翼翼地归拢到一个特制的竹筐里，连编绳松动的地方都亲手重新系好，生怕损坏了一字一句。
接下来的三日，王嘉几乎把所有休息时间都耗在了这些典籍上。白日里他跟着师哥师姐整理书库，夜晚便在自己的小屋中点起一盏油灯，将竹筐里的典籍一一铺开细读。读到《论语》“仁者爱人”时，他想起家乡邻里互助的场景，顿时觉得“仁”字有了温度；翻到《道德经》“上善若水”，又望着窗外的溪流发呆，琢磨着“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究竟是怎样的心境。凭着这般钻劲，他先前在整理时记下的疑问，倒有七八成在反复研读中找到了答案——比如“白马非马”的辩题，他对照着《墨子》中“名实之辩”的论述，渐渐明白这是在区分“概念”与“实物”的不同，并非真的否认“白马是马”。
可剩下的两三个疑问，却像卡在喉咙里的鱼刺，怎么也咽不下去。其中最让他困惑的，便是“孔孟的‘仁政’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看似都讲治国，为何方法却截然不同？”他反复翻阅《孟子·梁惠王上》中“仁者无敌”的论述，又对比《道德经》“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比喻，越想越觉得矛盾：若君王“无为”，又如何推行“仁政”？若强调“仁政”，又算不算“有为”？还有《孙子兵法》中“兵者，诡道也”与儒家“君子不欺”的说法，似乎也存在冲突，这些疑问在他心里盘桓了两日，终究没能理出个头绪。
“看来还是得请教先生和师哥师姐。”第四日清晨，王嘉抱着那几卷相关的典籍，先是找到了正在整理《左传》的大师兄。他恭敬地递上竹简，将自己对“仁政”与“无为”的困惑细细道来。大师兄听后，笑着指了指竹简上“民为贵，社稷次之”的句子：“嘉弟，你看孟子讲‘仁政’，是因为战国时诸侯争霸，百姓困苦，需君王主动施恩；而老子说‘无为’，是见惯了统治者过度干预民生，才主张‘少扰民’——二者看似不同，核心都是‘为百姓好’，不过是对症下药罢了。”王嘉听着，心里忽然亮了一下，却仍有一丝疑惑：“那‘兵者诡道’与‘君子不欺’呢？”
“这个问题，不如问问先生。”大师兄引着王嘉来到左丘明的书房。此时左丘明正坐在案前，手持放大镜细读一卷残破的《周易》。听闻王嘉的疑问，他放下放大镜，示意王嘉坐下，而后拿起案上的两卷书：“《孙子兵法》讲‘诡道’，是对敌人；儒家讲‘不欺’，是对百姓、对盟友——就像你种地时，会防备鸟兽偷食，却不会欺骗一同耕作的邻里，这便是‘分对象而论’。治学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切不可断章取义啊。”
先生的话如醍醐灌顶，王嘉顿时豁然开朗。但他并未就此停下，又跟着二师姐去了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