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琢磨着，师哥忽然扬声问：“嘉弟，前日让你看的《考工记》里‘玉人之事’，你可分清‘圭’‘璋’的形制差异？”王嘉猛地回神，脸颊微热，连忙起身答道：“回师哥，师弟我昨日细看了，圭为尖首方身，璋是半圭之形，只是……只是书中说‘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这‘全’‘龙’指的是玉料的成色，还是雕琢的纹样？”
这话一出，师姐师妹和其他师哥师弟们都笑了，左丘明先生恰好从书库深处走出，手里捧着一卷泛黄的《穆天子传》，闻言温和道：“嘉儿问得好。这‘全’是指玉料无杂色，‘龙’是说纹样刻龙形，可你再想想，为何天子用全玉之圭？”王嘉一愣，随即想起先生讲过的“以玉载礼”，脱口道：“是因玉之‘温润坚韧’，恰合天子‘仁政不暴’之意？”
左丘明先生颔首，将《穆天子传》放在他面前：“你看这卷里记穆王西巡，得‘昆山之玉’，还命玉人琢成‘玄圭’。这昆山之玉，便是如今说的和田玉，而玄圭的玄色，又暗合‘天玄地黄’的礼制。你先前学的虽与这不同，却也知‘格物致知’，往后看这些典籍，不妨多想想：一块玉从昆山采来，经匠人雕琢，再到诸侯手中作礼器，每一步藏着的，都是这乱世里的规矩与人心啊。”
王嘉低头看着卷帛上“玄圭”二字，忽然觉得先前模糊的思路豁然开朗——原来那些看似枯燥的文字里，藏着的不只是宝石的辨别之法，更是整个春秋战国的文明脉络。他悄悄将先生的话记在竹简边缘，心里已开始盘算：明日整理书库时，定要找找师哥说的那本《玉论》残卷，看看里面是不是真如传言所说，记着辨别绿松石与青金石的“观色法”。
在这之后不久，天刚蒙蒙亮，书库的木门还沾着晨露，王嘉便已提着装满笔墨的布囊，踏着青石小径匆匆赶来——他又要开启那套早已熟稔的“求知之旅”，只不过这一次，行囊里多了几卷空白竹简，专门用来记录春秋战国宝石典籍里的疑难之处。
待师哥师姐们陆续到齐，众人分工展开书库西侧的竹简卷帛整理工作时，王嘉的目光便像带着钩子，总往那些标注“玉”“石”“珠”的典籍区域飘。指尖拂过堆叠的竹简，遇到《考工记》《山海经》这类曾在师哥口中听过的典籍，他便小心翼翼抽出，先在竹简末端用朱砂轻轻画个小圈做记号；若是碰到《国语》《左传》这类夹杂宝石记载的史籍，更是放慢动作，逐字辨认其上的墨痕，但凡看到“璧”“琮”“圭”等字眼，便立刻从布囊里掏出空白竹简，用小刀轻轻刮去表面浮尘，蘸着稀释的墨汁，将“郑伯以璧假许田”“晋侯以圭瓒聘于鲁”这类记载匆匆誊抄下来，连标点符号都不敢遗漏。待整理完一处区域，他便把做了记号的典籍归拢到一旁，趁着休息的间隙，盘腿坐在书库的窗下，就着透过窗棂的晨光逐卷细读，遇到“辨玉先观其质，次察其色，再验其纹”这类关键句子，便用指甲在竹简上轻轻刻下浅痕，生怕过后忘记。
这般忙碌下来，几日间，王嘉竟真的理清了不少疑问：从《尔雅》里“珣玗琪”是辽东玛瑙，到《考工记》中“玉人雕琢圭璋，必循阴阳之理”，大多能通过比对不同典籍的记载自行解惑。可当他翻到左丘明先生批注的《穆天子传》残卷时，却被一句“天子取玉三乘，载玉万只”难住了——这“三乘”是指玉料的等级，还是运输的车辆数量？“万只”又为何不用“万件”“万枚”，难道是特指某种形制的玉器？还有前日整理的《管子》里“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珠玉能当货币，可不同宝石的价值如何衡量？是按大小，还是按产地？这些疑问像缠在竹简上的丝线，越理越乱，任他反复翻阅手头的典籍，也找不到明确答案。
于是在一日午后整理完竹简，王嘉捧着那几卷标注满疑问的典籍，先是走到正擦拭青铜鼎的师哥身边，红着脸问：“师哥，弟子读《穆天子传》时，不解‘玉三乘’是何意，您之前说过和田玉按品质分等，莫非‘乘’是等级单位？”师哥放下抹布，接过残卷细看，指着先生的批注笑道：“嘉弟仔细看，先生这里写着‘乘者，载也’，‘三乘’是说用三辆车装载玉料，至于‘万只’，是因当时小玉器多称‘只’，比如玉玦、玉珠。”随后王嘉又找到正在修补帛书的师姐，请教珠玉作为货币的价值衡量之法，师姐便从书案下翻出一卷《逸周书》，指着其中“凡珍珠以重两为等，玉以大小为差”的记载，耐心解释：“春秋时珠以重量分，玉则看大小与质地，像和田玉即便小块，若温润无绺，也比大块的普通玉值钱。”
可最让王嘉困惑的，还是《山海经》里“赤玉出于常羊之山”的记载——他翻遍手头典籍，也没找到“赤玉”究竟是玛瑙还是红宝石。最终，他还是在傍晚找到了左丘明先生，捧着典籍躬身请教。先生坐在书案后，听完他的疑问，先是取来一块暗红色的玉石标本，递到他手中：“嘉儿你摸，这便是常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