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调解则成为纠纷化解的核心力量，且与生存需求深度绑定。在北方政权统治区域，因战乱导致宗族离散，乡老、耆宿的调解角色多被“坞堡主”取代——坞堡作为民众自保的聚居点，坞堡主不仅负责防御，更需调解内部资源分配、邻里矛盾，调解依据多为“坞堡公约”，内容以“互助求生”为核心，例如在粮食短缺时，调解粮荒纠纷会优先保障老弱生存，而非严格按产权划分；在南方相对稳定的政权（如南唐、吴越），宗族调解虽得以保留，但也更注重“务实妥协”，如处理商业纠纷时，会结合当地商贸习俗与政权的“重商政策”，灵活调整调解方案，避免因僵化规则影响商贸活动，维系区域经济运转。
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冲突引发的特殊纠纷，催生出“军事调解”这一临时形态。当相邻政权或军阀间因领地、粮草产生摩擦时，常通过“使者协商”避免大规模开战——例如后唐与后晋对峙期间，双方曾多次派遣使者协商边境“盐池归属”，以“共同开发、按比例分利”的调解方案暂时缓和冲突；即便是同一政权内部的军镇矛盾，将领也会通过“军营议事”的方式调解，以“军事利益优先”为原则，平衡各军镇的粮草分配与防区划分，防止内耗削弱战力。
尽管五代十国的协商调解缺乏系统性与规范性，但其“因时因地制宜、以实用为核心”的实践，却在乱世中为民众提供了基本的纠纷解决渠道，也为宋代重建统一的调解制度保留了“官民联动、务实调解”的经验火种——当社会秩序逐步恢复后，这些碎片化的实践便成为宋代调解制度“兼顾效率与规范”的重要参考。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因多政权并立、民族文化交融加剧，协商调解制度突破了前代“单一体系”的框架，形成“多元并存、互鉴融合”的新格局——既有宋代汉地“精细化、文治化”的调解传统，也有辽、金、西夏、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因俗而治”的调解智慧，最终在碰撞与融合中，让协商调解的适用场景与文化适配性得到进一步拓展。
宋代作为汉地文明的集大成者，将协商调解推向“精细化治理”的新高度。官方层面，在唐代“先调后诉”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基层调解流程：县以下设“乡都”，选任“里正”“耆老”组成“调解团”，处理田宅、婚姻、债务纠纷时，需先“勘问事实”并记录在“手实”（户籍文书）中，再结合《宋刑统》条文与地方“乡约”劝导双方，达成和解后需签订“和书”，并由“调解团”全员署名，报县府备案，若一方违约，官府可直接凭“和书”强制执行。这种“多人参与、文书留痕”的模式，大幅降低了调解纠纷的反复率。同时，宋代首创“州县官亲理调解”制度，规定民事纠纷若乡级调解无果，州县官需在“听讼日”亲自召集双方调解，且需“晓以情理，不得轻易用刑”，《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便收录了大量州县官以“亲情伦理”化解宗族纠纷的案例，如劝诫争夺家产的兄弟“以孝悌为重，共守祖业”，体现出宋代调解“重教化、轻惩戒”的文治特质。
民间调解层面，宋代宗族势力进一步壮大，“族规调解”成为体系化制度——大族多制定《族规》《家法》，明确族长、族老的调解权责，规定“族内纠纷必由族老调解，不服者方许告官”，且调解结果需记录在《族籍》中，对违规者可处以“罚谷”“禁族”等惩罚，强化约束力。此外，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催生了“牙人调解”“行会调解”等新型民间调解形式：“牙人”（中介）在调解商贸纠纷时，会依据“行市惯例”平衡买卖双方利益；临安的“药行”“布行”等行会，更将调解规则写入《行规》，设“行首”专司调解，如处理药材质量纠纷时，需邀请行会内“老药工”鉴定品质，再协商赔偿方案，既维护行业信誉，也保障商户权益。
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则根据自身民族特性构建了“因俗而治”的调解体系。辽代实行“南北面官制”，对汉族聚居区沿用宋代调解模式，由“汉官”主持调解；对契丹族及其他游牧民族，则由“契丹官”与“部落酋长”共同调解，依据“契丹旧俗”处理纠纷——如契丹族牧民因牲畜走失引发争执时，调解者会根据“草原盟誓传统”，让双方“对天立誓”，再结合目击者证言裁定归属，既符合游牧民族的文化信仰，也快速化解矛盾。金代在继承辽代制度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女真文化与汉地礼法，规定女真族纠纷需“以女真旧俗为主，汉法为辅”调解，如处理婚姻纠纷时，既尊重女真族“自由择偶”的传统，也参照汉地“父母主婚”的礼仪，避免文化冲突。西夏则通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将调解制度纳入法典，规定“番汉纠纷由番汉官员共同调解”，且调解需“兼顾番俗与汉礼”，如处理土地纠纷时，既依据西夏“部落土地共有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