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当傍晚的钟声在学府里响起，王嘉抱着木牍和几卷关键竹简，先是找到了正在庭院中整理《尚书》的师哥师姐。他先向师哥请教“诸侯调解为何有‘信’与‘利’之分”，师哥接过木牍，指着“晋文公”与“齐桓公”的记载，沉吟片刻后说道：“嘉弟可知‘时势异也’？齐桓公称霸时，各国刚经历战乱，粮食短缺、兵力损耗，此时谈‘利’最能聚拢人心；而晋文公上位时，晋国因‘骊姬之乱’元气大伤，他需借‘守诺’重塑晋国信誉，才能获得诸侯认可。调解的根基，从来都跟着天下大势走。”一旁的大师姐则接过“礼法取舍”的疑问，指着《韩非子》中的记载道：“子产用‘法’，是因为郑国民风彪悍，若无律法约束，调解只会沦为‘和稀泥’；孔子重‘礼’，是因为鲁国公室与宗族关系紧密，‘礼’能让调解结果更易被接受。说到底，‘礼’与‘法’不是对立的，而是调解时的‘两把尺子’，该用哪把，要看纠纷的根在哪里。”
听了师哥师姐的讲解，王嘉心里的迷雾散了大半，可仍有一丝疑惑：“那若是遇到既需讲‘礼’、又需守‘法’的纠纷，该如何平衡？”师姐荀卿笑着说：“这就得问先生了，先生曾研究过‘郑伯克段于鄢’中颍考叔的调解之术，或许能给你更透彻的解答。”
第二天清晨，王嘉早早地来到左丘明先生的书房。先生正坐在窗前批注《左传》，见他进来，便指着案上的竹简道：“我猜你是为‘礼法平衡’而来。”王嘉点头，将自己的疑惑和师哥师姐的见解一一说明。左丘明先生拿起案上的《左传》，翻到“颍考叔谏郑庄公”的段落，缓缓说道：“颍考叔劝庄公‘掘地见母’，用的是‘孝礼’，可他提出的‘黄泉相见’，却暗合了‘君无戏言’的礼法——庄公曾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颍考叔既没让他违背誓言（法），又让他尽了孝道（礼）。这便是调解的最高明之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看似讲情，实则循理；看似守规，实则通变。”先生顿了顿，又指着窗外的槐树：“你看这槐树，枝桠要顺着风向生长，根须却要扎在土里，调解就像这树，既要顺着人情事理的‘风’，又不能离了礼法道义的‘土’。”
此后几日，王嘉按照先生的指点，不仅重新翻阅了《左传》《国语》中的相关记载，还跟着师哥师姐去了曲阜城外的乡邑——那里的乡老仍沿用春秋战国时的法子调解邻里纠纷。他亲眼看到，乡老处理两户人家的田界争议时，先是依据官府颁布的“田律”（法）划定边界，再用“邻里互助”的乡约（礼）劝导双方，最后两户人家不仅接受了划分，还约定来年共同修渠灌溉。这趟实地考察，让王嘉彻底明白了“礼法结合”的真正含义。
最终，当王嘉在木牍上写下“调解之要，在明时势、通礼法、顺人情”时，所有的疑惑都烟消云散。他看着案上分类整齐的竹简、密密麻麻的批注，还有那页记录着乡邑调解见闻的木牍，忽然觉得，这场“求知之旅”不仅让他读懂了春秋战国的调解智慧，更学会了如何用“变通”的眼光看待学问——就像那些调解者们，从来不是拿着一套规矩硬套所有纠纷，而是在了解、观察、实践中，找到最恰当的解决之道。
在此之余，他也将关键的知识点与信息，记录在他原先准备的小竹简与小册子中，方便他日后回到现代之后，与现代相应的着作典籍进行比对。
再到了后来，一切便恢复正常。
而王嘉呢，他也着手去寻找《左氏春秋》中记载着关于鲁宣公第十六年的竹简草稿。
之后，他又通过自己阅读白话文的记忆，使用头脑风暴与情景再现法，进入这鲁宣公第十六年的世界，进行游历。
关于所负责区域的竹简与书籍的整理工作，他也像往常一样，把他们先放到了一边，之后再做。
不多时，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与交织。
他的思绪，很快便来到了鲁宣公第十六年的世界。
说来也巧，就在这鲁宣公执政第十六年的时候，和鲁宣公执政鲁国的其他年份一样，也都发生了许许多多生动有趣且耐人寻味的事情。
鲁宣公十六年纪：春秋乱世的四季图景
鲁宣公十六年，岁次丁巳。彼时天下诸侯或盟会于坛坫，或交兵于疆场，列国间烽烟未歇、变局迭生。鲁国虽未逢大故，然四季流转间，亦有牵动邦交、关乎民生、系于礼法之事载入史册，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春秋中期的时代底色。
春：晋灭赤狄，中原权柄易势
周历正月，太行山脉的料峭春寒尚未散尽，黄河中游的赤狄故地已被战火染红。晋国以“赤狄屡犯边鄙，扰我中原生民”为名，命中军将郤克统领精锐，讨伐赤狄甲氏、留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