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点点头，又想起方才整理时，发现一卷竹简上的纪年旁注着“夏正十月，即周正十二月”，疑惑道：“还有这纪年，为何同一事件，有的注‘夏正’，有的注‘周正’？先生说过夏商周历法不同，可写史时该按哪个算？”
大师兄放下帛书，指着《春秋》开篇的“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解释：“这便是史官的讲究了。鲁国用周历，所以《春秋》开篇标‘王正月’，尊周天子的历法；可有些诸侯国沿用夏历，史官记录时便会注明换算，免得后世混淆——就像昨日整理的晋国竹简，记‘晋侯会秦伯于河阳’，旁注‘夏正三月，周正五月’，便是怕后人算错时间。”
王嘉摩挲着竹简上的注文，忽然明白过来：“原来记史不光要把事写清楚，还要把‘时间’定明白，把‘来龙去脉’说清楚，难怪先生总说‘史者，当辨时、明事、传义’……”
正说着，远处传来先生的脚步声，几人忙收好竹简。王嘉望着案上堆叠的典籍残卷，先前对“古籍纪年与记史”的茫然渐渐消散——那些看似枯燥的纪年、短句与篇章，原来都是史官们为了让后世“知过往、明得失”，一笔一画埋下的功夫。
在这之后不久，天刚蒙蒙亮，书库的木门还沾着晨露，王嘉便已挎着布囊站在库前——布囊里装着削好的木牍、研好的墨块，还有一卷前几日抄录的《春秋》残页，显然是又要开启他那套熟门熟路的“求知之旅”。待师哥师姐们陆续到来，众人分好区域、铺开草席，王嘉便捧着竹简，比往日多了几分“留心”：遇到标注“鲁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的编年竹简，他便用朱砂在木牍边缘画个小圈；翻到《国语·晋语》中记载晋文公论“退避三舍”的帛书，又在圈旁添上一道短横，当作“编年与国别对照”的记号；若是碰到“夏正”“周正”换算的注文，更是特意将竹简编号抄在木牍上，生怕回头找不到原文。待日暮收工，他便把做了记号的竹简、帛书一一登记，借着书库廊下的残阳，逐字逐句抄录到自己的木牍上，遇到模糊的篆字，便用指尖蘸着水在案上反复摹写，直到确认字形才敢落笔。
这般连抄了三日，王嘉案头的木牍堆起半尺高，先前心头的疑问倒解了大半：比如《春秋》中“雨木冰”为何只记“僖公二十九年，春，新延厩灾”，却不写灾因，他翻到师哥推荐的《左传》注本，才知是“记异不记因，留待后人考”；又如《国语》中“齐桓公合诸侯于葵丘”的时间，与《春秋》记载差了一月，比对竹简编号后发现，原是两处分别用了齐历与鲁历——这些疑问，都在他抄录、比对的过程中渐渐明晰。
可翻到最后几枚木牍，王嘉却皱起了眉：一枚标注“楚庄王三年，伐陆浑之戎”的竹简，旁注“周定王元年”，可按他整理的纪年表，楚庄王三年应对应周匡王二年；还有一卷《战国策》残帛，写着“苏秦说燕文侯”，却没注明具体年份，只提“文侯即位五年”，可他翻遍书库中燕国的编年竹简，也没找到燕文侯即位的准确时间。这两个疑问，任凭他反复比对抄录的木牍、翻看相关典籍，却始终理不出头绪——楚历与周历的换算他算过三遍，燕国的君主世系他也画了图谱，可结果总对不上。
第二日一早，王嘉便揣着这两枚木牍，候在师哥师姐整理竹简的区域。见大师兄刚放下一卷《郑语》，他便上前躬身：“师哥，弟子有个纪年的疑问想请教——这楚庄王三年对应周定王元年，可按我算的，该是周匡王二年，不知是哪里错了？”大师兄接过木牍，又取来书库中留存的“列国纪年对照表”，指着其中一行道：“你看，楚庄王即位时，周匡王刚去世，周定王新立，楚用‘逾年改元’，而周用‘当年改元’——楚庄王元年是周匡王五年年末，到楚庄王三年，自然便是周定王元年了。”王嘉凑过去一看，对照表上果然标注着“楚逾年改元，周当年改元”，顿时茅塞顿开，忙在木牍上补了注记。
可燕国纪年的疑问，师哥师姐也说“书库中燕国竹简多有散佚，怕是难考”。无奈之下，王嘉只好捧着木牍去见左丘明先生。彼时先生正在书案前校勘《左传》，见他进来，便指了指案旁的蒲团。王嘉坐下后，把《战国策》残帛的疑问细细说明，先生听完，起身从书架顶层取下一卷泛黄的帛书，展开道：“这是早年从燕国故地得来的《燕世家》残卷，你看这里——‘燕文公二十九年卒，子文侯立，文侯五年，苏秦至燕’。再查《春秋》，燕文公二十九年对应鲁庄公二十七年，那文侯五年，便是鲁僖公元年了。”说着，先生又指着帛书上的字迹：“这类列国世家残卷，多藏在书库深处，你初整理，难免漏了，日后遇着国别史的疑问，可先查‘世家类’典籍。”王嘉捧着《燕世家》残卷，逐字核对，先前的困惑瞬间消散，忙起身行礼：“谢先生指点，弟子记下了。”
虽得了答案，王嘉却没就此停下——他按先生说的，去书库深处找“世家类”典籍，果然又翻到几卷燕国的残帛，补充了燕文侯时期的其他事迹；为了确认“逾年改元”与“当年改元”的差异，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