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阶层：“荣”是“坚守理学、匡扶社稷”，“耻”是“背离圣学、趋炎附势”。明代以程朱理学为科举考试唯一内容，士子需严守“存天理、灭人欲”的准则——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草拟登基诏书，被“诛十族”，其“宁死不背君”的气节被士林尊为“荣”；而“为仕途篡改理学观点、依附宦官”的文人，如阉党成员焦芳，即便官至内阁首辅，也被世人骂作“斯文败类”，成为“士之耻”。即便如王阳明，虽提出“心学”突破程朱理学，却仍将“忠君报国”作为核心，其平定宁王叛乱、安抚百姓的功绩，被视作“心学与廉耻结合”的典范。
平民百姓：“荣”是“守宗法、遵礼教”，“耻”是“犯上作乱、不孝不悌”。明代推行“里甲制度”与“乡约”（如《南赣乡约》），要求百姓“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不违礼教”——平民若“殴打父母”，会被“凌迟处死”；若“为孝亲放弃科举”，如《二十四孝》中“埋儿奉母”的故事（虽极端却被推崇），会被地方官表彰，成为“乡之荣”。市井间则以“诚信守礼”为荣，如苏州的绸缎商若“以次充好”，会被行会“吊销执照”，连家族都被邻里排斥；而“邻里互助、捐钱救灾”的行为，会被写入地方志，成为“市井之荣”。
清代：“满汉融合”与“极端专制”下的廉耻观
清代荣辱廉耻观延续明代“刚性约束”，又因“满汉二元统治”增添“维护满汉秩序”的内容，后期则因列强入侵，多了“家国荣辱”的新内涵。
统治阶层与官员：“荣”是“忠君（满清皇帝）、满汉和睦、清廉奉公”，“耻”是“谋反、贪腐、破坏满汉关系”。康熙、雍正推行“满汉一体”，要求满族官员学习儒家伦理，汉族官员需效忠满清皇权——于成龙任两江总督时，“日食粗粝、布衣草鞋”，被康熙帝赞为“天下廉吏第一”，其“清廉忠君”的操守成为“官之荣”；而和珅“贪腐白银十亿两”，被嘉庆帝赐死，其家产被抄没，成为“清代贪腐之耻”的象征。对满族官员而言，“荣”还包括“维护八旗制度”，若“擅自与汉人通婚、放弃骑射”，会被剥夺爵位；若“率军平定叛乱”（如平定准噶尔），则会被封为“世袭罔替”的亲王，成为“族之荣”。
士大夫与文人：“荣”是“经世致用、效忠家国”，“耻”是“空谈义理、投靠列强”。清代前期，顾炎武、黄宗羲倡导“经世致用”，将“廉耻与救国”结合，其批判君主专制、关注民生的思想，被视作“士大夫廉耻的新发展”；中期，纪昀主编《四库全书》，虽有“文化阉割”争议，却也以“整理典籍、传承文化”为荣。晚清列强入侵后，“家国荣辱”成为核心——林则徐“虎门销烟”、邓世昌“黄海海战殉国”，其“抵御外侮、以身许国”的行为，成为“士之荣”；而“为求自保投靠列强”的文人，如周作人，即便才学出众，也被骂作“汉奸”，成为“士之耻”。
平民百姓：“荣”是“守礼教、爱家国”，“耻”是“背主叛国、不孝不悌”。清代延续明代乡约制度，却更强调“忠君”与“满汉秩序”——平民若“参与反清复明运动”，会被“株连九族”；若“为清军传递情报、支持平叛”，则会被奖励银两、授予“义民”称号。晚清时，百姓的荣辱观多了“反抗列强”的内容——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即便武器简陋也绝不退缩，其“保家卫国”的行为被视作“民之荣”；而“为列强带路、劫掠同胞”的“汉奸”，则会被百姓“乱棍打死”，成为“民之耻”。
明清两代的特殊性
明清荣辱廉耻观的核心，在于“将儒家伦理与君主专制推向极致”——明代用“重典”强制约束，清代用“满汉融合”与“后期家国危机”强化认同，使其从“道德准则”彻底沦为“维系专制统治的工具”。但同时，晚晴的“家国荣辱”也为近代荣辱观埋下伏笔——当“忠君”不再是唯一核心，“爱国、救亡”逐渐成为新的“荣”，而“卖国、求荣”成为新的“耻”，这种转变，也标志着传统荣辱廉耻观向近代的过渡。
而在欧洲，早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其荣辱廉耻观便已脱离原始部落的“群体本能共识”，形成与“城邦文明、公民身份、权力秩序”深度绑定的价值体系——它不再依附于血缘与祭祀，而是与“个人德性、城邦责任、法律契约”紧密交织，呈现出“公民导向、德性为先”的鲜明特质，为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