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因政权短命更迭、道德秩序松弛，荣辱廉耻观褪去了隋唐盛世的“昂扬底色”，呈现出“实用主义主导、底线式坚守”的特点——不同群体不再追求“宏大的价值理想”，而是以“生存与本心的平衡”定义荣辱，有人在乱世中丢弃廉耻逐利，更有人于浊流中守住道义底线，让廉耻观在“崩塌与坚守”的拉扯中，显露出乱世人性的复杂与微光。
对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与官吏而言，“荣”常异化为“权力在手、霸业存续”，“耻”则是“身死国灭、权位旁落”，道德底线常为利益让步。后唐的李存勖，早年以“复兴唐室”为旗号，还能约束官吏贪腐，可称帝后沉迷享乐，纵容伶人干政、官员搜刮，甚至将“能为朝廷敛财”的贪官视作“有功之臣”（荣），把“直言进谏反对贪腐”的大臣斥为“离间君臣”（耻），最终因民怨沸腾被叛军杀死，成为“因弃廉耻而失国”的典型。但也有少数官吏坚守底线：后周的范质，历任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却始终“清廉自守、不结党营私”，即便身居宰相，家中也“无金玉之饰，食不兼味”，他拒绝各方贿赂，称“官者，民之父母，贪则愧天地”，其“乱世守廉”的行为，成为当时官场罕见的“荣之微光”。
对军阀与武将群体而言，“荣”多与“勇武善战、守信重诺”绑定，“耻”则是“临阵脱逃、背主求荣”，虽身处割据混战，却仍存“军人的基本气节”。后晋的刘知远，早年随石敬瑭征战，曾因拒绝“劫掠百姓充军饷”与上司争执，称“将士当保民，而非害民”，其“不欺百姓”的操守被部下推崇为“荣”；而后唐的将领赵德钧，为争夺兵权，竟勾结契丹，承诺“若助我称帝，愿割燕云十六州”，最终被契丹背弃，客死他乡，其“卖主求荣”的行径被后世武将骂作“军中之耻”，连《旧五代史》都称其“贪权而忘义，辱没武将名节”。
对文人与普通百姓而言，荣辱廉耻观则回归“最朴素的生存道义”——“荣”是“守本心、不助恶”，“耻”是“为苟活而失节”，在乱世中以微小的坚守对抗道德崩塌。五代的文人王定保，虽历经多个政权更迭，却拒绝为“暴君”撰写歌功颂德的碑文，即便因此遭贬斥，也坚持“文以载道，不可违心”，他晚年编撰《唐摭言》，专门记录“乱世中守节文人”的事迹，将“不违心作文”奉为文人之荣；而普通百姓中，如洛阳的小商贩张老，战乱中店铺被军阀士兵强占，却始终拒绝“为士兵囤积私盐谋利”，称“虽穷，不可做伤天害理之事”，即便只能摆摊卖粥糊口，也因“守诚信、不助恶”被邻里称赞为“荣”。反之，那些“为求自保而帮军阀搜刮民财”的里正、保长，即便暂时安全，也会被百姓私下称为“帮凶之耻”，连子女都遭人鄙夷。
这一时期的史书与文学，也如实记录了乱世廉耻观的“破碎与坚守”。薛居正编撰的《旧五代史》中，为“范质、刘知远”等守节者单独立传，称其“于浊世中守廉耻，如暗夜星火”；而对“赵德钧、李存勖”等弃廉耻者，则在史评中痛斥其“失德而失天下”。民间流传的“话本”（早期口头小说）中，也有“卖饼郎拒为叛军带路”“书生冒死藏匿忠良之后”的故事，这些故事虽朴实，却将“不助恶、守本心”的朴素荣辱观，传递给乱世中的平民。
五代十国的特殊性，在于它让荣辱廉耻观经历了“最严酷的考验”——盛世时的制度约束与价值理想荡然无存，只剩下“人性本真的选择”：有人被乱世裹挟，丢弃廉耻逐利；有人却在绝境中守住底线，用微小的“荣”对抗普遍的“浊”。这种“崩塌与坚守”的拉扯，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体系，却为北宋初年“重建儒家伦理、重塑荣辱廉耻观”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正是因为见过乱世廉耻崩塌的惨状，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才更迫切地想要通过“重文抑武、复兴儒学”，重建稳定的道德秩序，让荣辱廉耻观重新成为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因民族政权并立、文化交融碰撞，荣辱廉耻观跳出了“单一汉族文明框架”，呈现出“中原核心、多元融合”的特点——中原王朝（宋）延续儒家伦理根基，少数民族政权（辽、夏、金、元）则在“汉化”与“本族传统”间调适，最终让“礼义廉耻”与“民族特色”交织，形成既坚守文化根脉、又包容多元认知的价值格局。
对两宋王朝而言，荣辱廉耻观在“重文抑武”的国策下被推向“精细化与伦理化”，成为贯穿官、士、民的核心精神纽带。
官员群体：“荣”是“清廉守正、忠君忧民”，“耻”是“贪腐误国、媚上欺下”，且与“士大夫风骨”深度绑定。包拯任开封府尹时，“不避权贵、断案公正”，连皇亲国戚犯案也依法处置，其“铁面无私”的操守被奉为“官之荣”，百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