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之中，伴随着民族屈辱最后又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涅盘重生”，国家、人民和军队在民族与家国情感诞生、发扬、成熟与巩固，积极迎击赶走侵略者，以及民族人民为实现理想目标奋力拼搏，最后取得一系列成果成就，守护国家尊严与和平安宁，缔造铸就一系列伟大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荣辱廉耻观，始终是作为凝聚民族意志的精神纽带、支撑抗争奋斗的价值标尺、守护家国尊严的伦理底线——它让“以民族独立为荣、以屈膝投降为耻，以奉献家国为荣、以自私自利为耻，以坚守气节为荣、以丧失尊严为耻”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信念，贯穿于从救亡图存到复兴图强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在中国，这种与民族命运深度绑定的荣辱廉耻观，并非抽象的道德符号，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落地为具体的价值选择，始终与“时代使命、家国需求、人民期盼”同频共振，成为塑造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
晚清至民国的救亡图存阶段，荣辱观是“以救亡为荣、以亡国为耻”的抗争准则。面对列强入侵，林则徐以“虎门销烟”的壮举践行“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荣耀，詹天佑以主持修建京张铁路打破“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成为“科技救国”的荣光；而那些签订不平等条约、勾结外敌的“卖国贼”，则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全民族唾弃的对象。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以“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科学”为荣，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将“维护国家主权、扞卫民族尊严”刻进荣辱认知的核心；反之，“依附列强、压制进步”的北洋军阀，成为“时代之耻”。
而在抗日战争时期，荣辱观更升华为“以卫国捐躯为荣、以投敌叛国为耻，以团结御侮为荣、以自私苟安为耻”的全民信仰，成为凝聚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的精神火炬。
战场上，将士们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气节诠释荣耀——杨靖宇率东北抗联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以草根树皮为食仍坚持抗日，直至壮烈牺牲，其“忠贞报国”的精神成为民族之荣；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在北平保卫战中身先士卒，战死沙场，被追认为“抗日英烈”，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民族荣耀的丰碑上。反之，那些为一己私利投靠日军、沦为“汉奸”“伪军”的人，如汪精卫之流，不仅被剥夺所有尊严，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其家族世代蒙受骂名，成为“民族败类”的代名词。
敌后战场与大后方，普通民众也以各自的方式践行荣辱准则：华北平原的农民以“掩护八路军、传递情报”为荣，哪怕面临日军“三光政策”的报复也绝不泄密；上海、重庆的工人以“加班加点生产军火、支援前线”为荣，用双手为抗战筑起物资防线；爱国华侨陈嘉庚以“倾家荡产捐助祖国抗战”为荣，号召全球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华侨爱国”的典范。而任何“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商人，或“畏惧日军、逃避兵役”的懦夫，都会被街坊邻里唾弃，成为“社会之耻”——当时的报纸会公开谴责这类行为，让其在舆论压力下无地自容。
甚至在文化领域，知识分子也以“以笔为枪、唤醒民众”为荣：老舍创作《四世同堂》揭露日军暴行，巴金写下《寒夜》控诉战争苦难，冼星海谱出《黄河大合唱》激励军民斗志，他们用文化作品凝聚民族精神，成为“文化抗战”的荣耀代表；而那些为日军“粉饰侵略、宣扬奴化思想”的文人，被称为“文化汉奸”，其作品被永远禁绝，本人也被钉在文化耻辱的历史簿上。
抗日战争时期的荣辱观，彻底打破了阶层、地域的界限，让“爱国”成为唯一的荣耀标尺，“叛国”成为共同的耻辱底线。正是这种全民认同的荣辱准则，支撑着中华民族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从未屈服，最终赶走侵略者，赢得民族独立——它不仅是抗战胜利的精神密码，更将“家国一体、荣辱与共”的信念深深植入民族血脉，成为后世中国人面对危难时挺身而出、团结奋斗的精神源头。
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荣辱观转向“以奋斗为荣、以落后为耻”的实干信条。从“一穷二白”起步，“两弹一星”元勋们隐姓埋名，以“为国铸盾”的坚守为荣；王进喜带领钻井队“跳进泥浆池搅拌水泥”，以“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拼搏为荣；河南林县人民耗时十年修建红旗渠，以“战天斗地、自力更生”的坚韧为荣——这些“奋斗者”成为时代的荣耀象征。而“贪图享乐、懈怠怠工”“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则被视为“对不起国家与人民”的耻辱，全社会共同抵制“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价值倾向。
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阶段，荣辱观升级为“以创新为荣、以守旧为耻，以诚信为荣、以欺诈为耻”的时代标尺。企业家们以“打造民族品牌、走向国际市场”为荣，从海尔“砸毁不合格冰箱”坚守质量，到华为攻克“卡脖子”技术突破封锁，将“自主创新、为国争光”作为荣耀追求；科研工作者以“填补技术空白、推动科技进步”为荣，袁隆平院士毕生研究杂交水稻，以“让中国人端牢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