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隋唐之际，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与文化开放的时代背景，让健身锻炼迎来了“全民化、娱乐化、国际化”的鼎盛时期——上至宫廷贵族的奢华竞技，下至市井百姓的日常活动，既有本土健身文化的传承创新，也有异域元素的融入，形成了空前丰富的健身图景。
唐代宫廷将健身与娱乐、礼仪深度结合，打造出极具仪式感的“贵族健身体系”。唐太宗时期，“马球”成为宫廷核心竞技项目，皇宫内专门修建“马球场”，帝王与贵族常组队参赛，比赛时骑手身着华服，手持球杖在飞驰中争夺马球，既考验骑术、反应速度，又兼具观赏性，甚至成为外交场合的“文化名片”——曾有吐蕃使者与唐朝贵族同台竞技，以马球增进交流。除马球外，宫廷还流行“拔河”“踏青”：拔河比赛规模盛大，数百人分两队拉扯巨绳，帝王亲自观赛，参赛者需调动全身力量，锻炼团队协作与爆发力；春季踏青则是贵族的“雅致健身”，众人骑马或步行至郊外，赏花、宴饮的同时，通过长途行走舒展筋骨，甚至在途中开展“射箭游戏”，将健身与春日雅趣结合。
民间健身活动则呈现出“普及化、多样化”的特点，渗透到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长安城的市集、广场上，“角抵”“拔河”“蹴鞠”等活动随处可见：角抵比赛吸引百姓围观，选手们通过摔跤一决高下，民间还出现了专门的“角抵艺人”，以表演谋生；拔河不再是宫廷专属，民间自发组织的拔河比赛常以村落、街坊为单位，参与者不分男女老少，通过齐心协力拉动绳索锻炼身体，还能增强邻里凝聚力；蹴鞠在民间衍生出“街头蹴鞠”，孩童们用布缝制的球在巷弄间追逐，成年人则组队进行“十一人制”比赛，甚至出现了“蹴鞠社团”，定期组织活动。此外，“踏青”“登高”等季节性健身活动也在民间普及，春季百姓结伴郊游，秋季则登上大雁塔、乐游原等高处，既欣赏风景，又通过行走、攀登锻炼体能。
隋唐的健身文化还呈现出“国际化”特征，异域健身元素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西域的“胡旋舞”“柘枝舞”传入中原，这些舞蹈包含大量旋转、跳跃动作，舞者需快速扭动身体、挥舞手臂，既能展现异域风情，又能活动全身筋骨，成为宫廷与民间都喜爱的健身方式；波斯的“波罗球”（马球的前身）经西域传入后，与中原的骑射文化结合，形成更具观赏性的唐代马球；此外，印度的“瑜伽”通过佛教交流传入，部分僧侣将瑜伽的体位法与本土导引术结合，创造出“禅定健身法”，通过特定的身体姿势与呼吸调节，达到身心同养的效果。
这一时期的健身理论与典籍也进一步丰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专门撰写“养性”篇章，提出“每日散步百步，以手摩面、摩腰”的日常健身建议，强调“动则不衰”；王焘的《外台秘要》收录了大量“导引疗疾”的方法，针对不同病症推荐对应的锻炼动作，如“治头痛可做颈部旋转导引，治关节痛可练肢体伸展”。文物方面，陕西西安出土的唐代“马球俑”，生动还原了骑手击球的瞬间；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中，刻画着百姓拔河、踏青的场景；新疆出土的唐代“胡旋舞俑”，展现了舞者旋转的姿态。这些典籍与文物共同证明，隋唐时期的健身文化已突破阶级、地域与国界的限制，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古人的生活，更将中国古代健身体系推向了新的高峰。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秩序动荡，健身锻炼褪去了隋唐时期的“全民娱乐性”，重新回归“实用导向”，呈现出“军事优先、简化适配、局部传承”的特点——无论是政权维系还是百姓生存，都将健身与“战力提升”“体能保障”深度绑定，在乱世中维系着古代健身体系的延续。
从军事层面看，各割据政权为争夺地盘，均以“短平快”的实战化训练构建健身体系，且训练内容高度聚焦“近战与生存能力”。后梁、后唐等中原政权，士兵训练以“刀盾格斗”“短兵刺杀”为核心，摒弃了唐代马球等复杂竞技，转而要求士兵每日进行“劈砍木桩”“格挡训练”，通过反复实操提升近战技巧；骑兵训练则简化为“马背稳定性练习”与“快速射箭”，无需复杂战术配合，只需能在颠簸中精准命中目标即可。南方的南唐、吴越等政权，因多水网地形，侧重“水军体能训练”，士兵需每日练习“负重游泳”（携带兵器游过百米河道）、“划船竞速”，确保在水战中具备体能优势。甚至部分政权还推行“全民征调训练”，成年男子无论是否参军，都需定期参与“投石”“射箭”基础训练，以备战时征召，此时的健身彻底成为“保命与夺权”的工具。
民间健身则呈现出“简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