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十月癸酉日，又一则丧讯传到曲阜——卫成公郑在卫国都城帝丘去世。卫成公在位三十五年，期间曾因与晋国的关系反复，一度流亡他国，晚年才得以稳定卫国局势。鲁宣公听闻消息后，再次派使者前往卫国吊唁，还特意叮嘱使者，要借机打探卫国新君（卫穆公）对晋国的态度，毕竟卫国地处晋、楚争霸的前沿，其立场对鲁国的安全至关重要。
卫国的丧讯刚过，宋国又掀起了战事——宋文公派大夫乐豫率军包围了滕国。彼时滕国正因国君新丧、政局不稳，宋国便以“滕国曾拖欠宋国粮食”为由出兵，实则是想趁机控制滕国，扩大宋国在东方的影响力。滕国新君一面紧闭城门坚守，一面派人向鲁国求援，鲁宣公虽有心援助，却因担心得罪宋国（宋国是晋国的重要盟友），最终只派了少量兵力前往滕国边境虚张声势，并未真正与宋军交战。
与此同时，南方的楚国也没闲着——楚庄王亲自率领楚军攻打郑国。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晋楚争霸的必争之地，此前虽归附晋国，却仍与楚国暗中往来。楚庄王此次出兵，既是报复郑国“首鼠两端”，更是想借此震慑晋国。楚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包围了郑国都城新郑，郑襄公一面派人向晋国求援，一面组织军民坚守城池，新郑城外的楚军大营连绵数十里，战鼓声日夜不绝。
晋国自然不愿眼睁睁看着郑国被楚国攻陷——晋景公刚即位，急需通过对外战事巩固地位，便派上卿郤缺率领晋军主力援救郑国。郤缺率军从绛邑出发，昼夜兼程赶往新郑，沿途还会合了宋、卫等国的援军，声势浩大。楚军见晋军援军已到，担心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楚庄王便下令撤围，率军退回楚国境内，新郑之围遂解。
这一年的最后一桩大事，发生在陈国——陈国国君派武士杀死了大夫泄冶。泄冶是陈国的贤臣，此前因劝谏陈国国君“不要与楚国暗中往来，应坚守与晋国的盟约”，惹恼了国君；加之陈国大夫孔宁、仪行父因与泄冶有私怨，不断在国君面前诋毁他，陈国国君最终下定决心，以“通敌”的罪名处死了泄冶。泄冶的死讯传到中原各国，卿大夫们纷纷感叹“陈国国君昏庸，恐难长久”，而这也为日后楚国再次攻打陈国埋下了伏笔。
鲁宣公九年，便是在这样的盟会、战事、丧讯与动荡中结束。这一年里，中原诸侯的霸主之争愈发激烈，小国在大国夹缝中艰难求生，而鲁国虽未直接卷入大规模战事，却始终在齐鲁、晋鲁关系中小心周旋，每一件远方的大事，都牵动着曲阜朝堂的神经，也为接下来的春秋乱世，写下了又一段纷繁复杂的注脚。
话说回来，就在鲁宣公执政鲁国第九个年头岁月，同时也是周王室周定王七年之际。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曲阜城外的积雪还未完全消融，官道上却传来一阵清脆的车马铃声——周王室的使者正带着随从，捧着周天子的命书，缓缓驶向鲁国都城。彼时鲁宣公刚从齐国出访归来不久，听闻周使到访，立刻命人清扫朝堂、备好礼器，以“诸侯迎王使”的礼仪前往城外迎接。
周使身着王室特制的玄端礼服，腰间系着朱红色的绶带，见了鲁宣公，先是以周天子的名义致以慰问，随后便呈上了用素帛书写的命书。命书上的字迹工整秀丽，大意是：“周室虽衰，仍赖诸侯维系祭祀。近年鲁国服事王室勤勉，今特召鲁君遣卿大夫入周聘问，以续君臣之谊，兼商王室东境防务。”鲁宣公捧着命书，恭敬地回复：“鲁国乃周公之后，侍奉王室本是本分。臣必择良臣，备厚礼，早日入周向天子述职。”
送走周使后，鲁宣公立刻召集群臣商议入周人选。大夫们纷纷举荐上卿孟献子（即仲孙蔑），理由是“孟献子素以知礼、善言着称，此前曾出使郑国、卫国，皆能圆满完成使命，此次入周聘问，非他莫属”。鲁宣公也认同此议，当即召见孟献子，将入周的事宜托付给他，并叮嘱道：“入周后，既要向天子表达鲁国的敬意，也要留意王室的近况，若有可助力之处，切勿推辞。”孟献子躬身领命，随后便开始筹备入周的礼物——除了鲁国特产的丝绸、粟米、铜器，还特意挑选了十匹从齐国带回的良马，以及一套精心修复的西周青铜礼器，以彰显鲁国对王室的尊重。
转眼到了夏季，曲阜的暑气渐浓，孟献子率领的聘问队伍终于启程。队伍中除了随从、护卫，还带着专门掌管礼器的官吏与记录言行的史官，一路沿济水西行，途经卫国、郑国时，还与当地的卿大夫短暂会晤——既是传递鲁国对王室的重视，也顺便打探中原诸侯的动向。彼时周王室的都城洛邑虽不复往日繁华，却仍保留着天子都城的规制，孟献子的队伍抵达洛邑外城时，周王室的卿士早已带着侍从在城门等候，将他们迎入专门接待诸侯使者的“客馆”。
休整一日后，孟献子身着鲁国上卿的朝服，捧着礼物清单，在周王室卿士的引导下，进入周天子的朝堂朝见周定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