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两汉时期，官员选拔与考核制度在战国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形成了兼具实用性与层级性的体系，既延续了“军功”“贤能”的核心标准，又逐步构建起覆盖中央到地方的考核网络。
秦朝一统天下后，将“军功爵制”推广至全国，同时针对文官系统创设了更细致的考核机制。朝廷对郡县官吏实行“上计”制度：每年年末，地方官需将辖区内的户口、田赋、刑狱等数据编制成册，派专人报送中央，由丞相府与御史大夫审核。“上计”的优劣直接决定官员的升降——若户口增殖、赋税足额，官吏可获嘉奖晋升；若出现流民、盗匪或财政亏空，则可能被罢免甚至治罪。这种以数据为核心的考核，如同对地方治理能力的“年度考试”，倒逼官吏重视实绩。而中央官员则需接受皇帝不定期的“策问”，如秦始皇曾召集群臣讨论“废分封、设郡县”，李斯以犀利的辩词说服众人，由此巩固了其廷尉之职，实质是通过政见交锋考察行政能力。
汉代则在秦制基础上发展出“察举制”，将“推荐+考核”的模式制度化。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令”，要求郡国推荐“贤士大夫”，开启了汉代选才的先河；汉武帝时进一步明确察举科目，“孝廉”“秀才”（东汉避光武帝讳改称“茂才”）成为核心科目——“孝廉”侧重品德与基层治理能力，“秀才”侧重学识与战略眼光。被举荐者需通过中央的“策试”：皇帝或三公就经义、时政提出问题，应试者书面作答（称“策论”），优者授予官职。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系统阐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获汉武帝赏识，由博士晋升为江都相。这种“策试”已具备科举考试的雏形，只是举荐权仍掌握在地方长官手中，难免受门第、人脉影响。
此外，汉代对官员的“日常考核”也更为严格。《汉官仪》记载，官员若犯“受所监临赃二百五十钱以上”“擅离职守”等过失，会被即时弹劾；而政绩突出者，如“劝农桑、增户口”的地方官，可获“玺书勉励”甚至越级提拔。名将赵充国早年以“良家子”身份入伍，因在对匈奴作战中屡建战功，从普通士兵逐步晋升至后将军，正是“军功+政绩”双重考核的典型。
不过，汉代选才也存在局限：察举权过度依赖地方长官，导致后期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乱象——部分豪门大族通过贿赂、联姻操控举荐，使平民子弟难以出头。这种弊端恰恰催生了对更公平选拔制度的需求，为后世科举制的诞生埋下伏笔。
秦两汉时期的制度探索，将“实绩考核”与“分层选拔”相结合，既适应了大一统王朝对高效行政的需求，也推动“选贤任能”的理念深入人心。尽管存在阶层壁垒，但相比先秦的世袭制，已为平民提供了更多上升通道，而“上计”“策试”等形式，更成为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梯。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官员选拔制度在动荡与融合中呈现出复杂的演变轨迹。战乱频繁、政权更迭的背景下，既延续了汉代察举制的余绪，又因士族门阀的崛起催生出新的选拔模式，考核标准也随时代需求不断调整。
三国时期，曹魏率先打破汉代察举制的积弊，创设“九品中正制”：由中央任命“中正官”，负责品评其所管辖州郡的人才，依据家世、德行、才能将其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吏部按品级授官。这种制度初期意在规范选拔标准，如中正官需详细记录被品评者的“行状”（品行才能评语），相当于对人才的“综合考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察举制的主观性。但到西晋后，中正官多由士族豪门担任，品评标准逐渐向“家世”倾斜，最终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所谓“考核”沦为士族维护特权的工具。
蜀汉与东吴则各有侧重。诸葛亮治蜀时，强调“为官择人，唯才是举”，即使是低微出身的官吏，只要政绩突出也能晋升，如王平早年为士卒，因熟悉兵法、屡立战功被提拔为镇北大将军；东吴则兼顾军功与士族，周瑜、鲁肃等世家子弟凭借谋略入仕，而吕蒙等寒门将领则通过战功跻身高层，考核标准更显实用主义色彩。
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垄断官场的局面进一步固化，但针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仍在延续。西晋对地方官实行“考课法”，每年考核其劝农、缉盗、断狱等政绩，考核结果与俸禄挂钩；北魏孝文帝改革时，不仅推行汉化政策，更强化对官吏的“三年一考”制度，考绩优异者晋升，劣者降职甚至流放，如李冲因主持制定俸禄制、三长制有功，从秘书令一路升至尚书仆射。
这一时期，“考试”的形式也有新探索。南朝梁武帝设立“五馆”，招收寒门子弟研习儒家经典，定期考试，成绩优异者可直接入仕，开“学馆考试取士”之先河；北魏的国子学则要求贵族子弟每年参加经义考试，不及格者需重修，这种“学业考核”虽未普及，却为后世科举与学校教育结合提供了思路。
不过，士族的腐朽最终让选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