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公益制度上多承明制，并有所创新。康熙、雍正时期，多次下令整顿“常平仓”“义仓”，要求地方官定期核查，确保粮食储备充足；乾隆年间，在全国推广“普济堂”“育婴堂”，将官方救济的范围从灾荒扩展至日常民生。值得一提的是，清朝的公益服务更注重多民族地区的适配性，如在蒙古草原设立“驿站”兼作救济点，为牧民提供粮食与医疗；在西藏地区支持寺院设立“藏医馆”，既传承医学，也服务民众，体现了多民族公益的融合。
晚清时期，西方公益理念随列强入侵传入，传统公益开始向近代转型。一些开明士绅借鉴西方慈善模式，创办新式公益机构，如1878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广仁堂”，不仅救济灾民，还开设学堂、传授技艺，强调“教养并重”；传教士也带来了医院、孤儿院等新式公益形式，虽带有宗教目的，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公益服务的近代化。
明清时期的公益服务，既坚守了“民为邦本”的传统理念，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与外来文化冲击中不断调适，其“官方主导更趋规范、民间参与更趋多元、服务领域更趋广泛”的特点，为中国公益传统画上了承前启后的一笔，也为近代公益事业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公益服务领域的认知认识以及相关实践活动，也常常聚焦于城邦共同体的存续与公民精神的培育，呈现出与东方文明既相似又有差异的特质。
古希腊的公益服务深深植根于城邦制度。雅典作为民主制的代表，将“公共善”视为公民的核心责任。富裕公民需承担“公益捐助”（如资助战船建造、戏剧节举办、宗教祭祀等），这种被称为“ liturgia ”的义务，既是财富的体现，更是荣誉的象征——通过为城邦共同体付出，公民得以彰显对集体的忠诚。同时，城邦设立公共浴场、体育馆、剧场等设施，向全体公民开放，这些场所不仅是生活空间，更是培育公民意识的“公益课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在街头巷尾免费讲学，传播哲学思想，本质上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公益实践，旨在提升公民的智慧与美德。
古罗马则在扩张与治理中发展出更具实用性的公益形态。共和国时期，为赢得平民支持，贵族常通过“谷物分配”（向贫困公民免费或低价提供粮食）践行公益，这一制度后来演变为帝国时期的“公粮制度”，成为维系首都稳定的重要手段。古罗马的公共工程更是公益服务的直观体现：四通八达的罗马大道既服务于军事，也便利了商旅与物资运输；遍布各地的引水渠将清洁水源引入城市，惠及普通民众；公共图书馆收藏卷轴，向识字公民开放，推动了知识的传播。此外，罗马法中关于“无主财产归城邦所有以济贫”的规定，以及对孤儿、寡妇的特殊保护条款，都暗含着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将公益理念融入法律体系。
这一时期的欧洲公益，虽带有浓厚的城邦本位与阶级色彩（如古希腊的公益主要面向公民，排除奴隶与外邦人），但已凸显出“集体利益优先”的核心逻辑，其通过制度设计、公共设施建设与公民义务相结合的实践模式，为后世欧洲的公益传统奠定了重要基础，与同时期东方文明的公益实践形成了东西方文明在“互助共济”理念上的早期呼应。
紧接着，到了后来，在封建王朝中世纪时期，欧洲的公益服务与基督教信仰深度绑定，教会成为公益实践的核心载体，其形态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却在动荡的年代里承担起维系社会基本救济的重任。
中世纪的欧洲，庄园制与神权统治交织，世俗政权的力量分散，教会凭借其遍布各地的教区网络，成为公益服务的主要执行者。修道院与教堂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更是地方公益的中心：修道院开辟“救济田”，将收获的粮食分发给贫病者；教堂设立“施舍箱”，收集信徒捐赠的财物，用于救助孤儿、寡妇与流浪者。许多修道院还附设医院（如巴黎的主宫医院、伦敦的圣巴托罗缪医院），由修士担任医师，为平民提供免费医疗，尽管诊疗手段掺杂着宗教仪式，却在缺医少药的时代为生命提供了庇护。
除了物质救济，教会还通过教义传播塑造公益伦理。《圣经》中“爱人如己”“周济穷人”的训诫，成为信徒践行公益的精神动力，捐赠财物、参与救济被视为“赎罪”与“接近上帝”的途径。贵族与富商常将土地或财产捐赠给教会，一部分用于宗教活动，另一部分则专门用于慈善，这种“宗教性公益”虽服务于教会权威的巩固，却客观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救济体系。
随着城市的兴起，世俗公益力量逐渐萌芽。12世纪以后，欧洲城市中出现了由行会（如商人行会、工匠行会）主导的公益活动：行会设立“互助基金”，为生病、失业的会员提供资助，为去世会员的家庭支付丧葬费用；一些城市还出现了“兄弟会”“慈善会”等民间组织，由市民自发捐款，用于修路、建桥、救助本地穷人，其服务范围更贴近市民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