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虽偏安一隅，却多将公益救助作为凝聚人心、稳固统治的急务。后唐庄宗时期，为安抚因战乱流离的百姓，下令在都城洛阳及各州府设立“养济院”，收纳孤儿与无家可归者，虽规模有限，却延续了官方救济的传统；南唐在江南相对安定的区域，效仿唐代“义仓”制度，要求地方官“劝民储粮，以备凶年”，每逢水旱灾害，便开仓放粮，试图以局部的公益稳定换取统治根基。
民间力量在这一时期更显坚韧。乱世中崛起的地方豪强与乡绅，往往以“保境安民”为己任，他们牵头组织乡兵护卫村寨，同时建立“义仓”“药局”，为村民提供粮食与药品救助。如吴越国境内的钱氏家族，不仅兴修海塘抵御水患，还在乡村设立“义学”，让战乱中的孩童得以识字启蒙，将公益服务与地方治理紧密结合，成为乱世中罕见的“民生绿洲”。
宗教场所依旧是公益服务的重要载体。佛寺、道观凭借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如寺产、信徒捐赠），成为收留流民的“避难所”。许多寺院开辟“寺田”，组织流民耕种，既解决温饱，也为社会保留了生产力量；部分道观则发挥医药优势，为贫病者免费施药，在缺医少药的乱世中，成为维系生命的重要支点。
这一时期的公益服务，虽无统一制度可言，却在各政权与民间社会的自发行动中，形成了“小区域互助”的特色——从官方的局部救济，到地方势力的自保式帮扶，再到宗教场所的普世收留，每一种形式都紧贴乱世的生存需求，如同暗夜中的星火，虽微弱却持续燃烧，为后续的文明整合保留了公益传统的火种。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与融合的格局，让公益服务在碰撞与借鉴中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新面貌。既有中原传统的延续，也有游牧文明的融入，形成了更具包容性的实践形态。
宋朝以“崇文抑武”立国，公益服务的制度化与精细化程度达到新高度。中央设立“司农寺”“常平司”专管救济，将唐代的“常平仓”“义仓”制度进一步完善，还首创“广惠仓”，专门收纳没官田产的租税，用于救助“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地方上，范仲淹在苏州设立“范氏义庄”，以宗族田产的收入长期资助族人，包括教育、婚嫁、丧葬等多个方面，开创了“宗族公益”的典范，其模式被后世士大夫广泛效仿。民间慈善组织也日趋活跃，“安济坊”收治病人、“漏泽园”安葬贫者、“慈幼局”收养弃婴，这些专业化的公益机构，标志着公益服务从“应急救济”向“日常保障”延伸。
与宋并立的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在借鉴中原制度的同时，融入了本民族特色。辽朝在五京地区设立“赡穷院”，既救助契丹贫民，也抚恤汉族流民，体现了“因俗而治”的公益智慧；西夏则将佛教信仰与公益结合，在境内广建寺院，这些寺院不仅是宗教场所，更承担着收留孤儿、救济灾民的功能，其“寺户”制度（由寺院管理的佃户）既保障了寺院经济，也为底层民众提供了生存依托。
元朝统一后，疆域辽阔的帝国版图为公益服务的跨区域实践提供了条件。元廷在全国推广“常平仓”与“义仓”，并设立“惠民药局”，由官府拨付药材，为各地民众提供低价或免费医疗，其覆盖范围远超前代。同时，蒙古统治者尊重各民族文化，支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团体参与公益，如藏传佛教寺院在藏区设立“熬茶点”，为往来商旅与牧民提供饮食；回回商人则通过“善堂”救助同乡，这些多元力量共同构成了帝国的公益网络。
这一时期，公益服务不再局限于单一民族或地域的传统，而是在多文明交融中形成了“制度规范化、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的特点。无论是宋朝的民间慈善机构，还是辽夏金元的跨民族救济，都在不同层面丰富着公益的内涵，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公益传统注入了更深厚的底蕴。
紧随其后的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阶段，公益服务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朝着更系统、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既延续了“官民协同”的模式，又因时代变迁催生出新的实践形态，呈现出传统与变革交织的特征。
明朝初年，朱元璋吸取元末战乱的教训，将公益服务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朝廷在全国推行“预备仓”制度，要求各县在乡村设仓，由里甲负责管理，丰年劝民捐粮，灾年开仓赈济，形成覆盖城乡的应急储备网络。同时，官方大力倡导“乡约”制度，通过《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引导民间互助，许多乡村自发组织“会”“社”等团体，如“养老会”定期资助孤寡老人，“助学社”帮扶贫寒学子，让公益服务融入日常乡俗。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民间公益的新活力。江南地区的富商与士绅成为公益的主力，他们不仅效仿范仲淹设立“义庄”，更拓展了公益领域：如冯梦龙在福建寿宁任知县时，修建“育婴堂”收养弃婴；徐光启在上海推广农业技术，编写《农政全书》指导生产，以科技助力民生。民间慈善组织也日趋专业化，“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