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技术发展，更凸显出开放包容的特质——波斯的玻璃吹制技艺融入中原，与传统陶瓷工艺碰撞出新火花；西域的鞣制技法改良了皮革加工，让马具更耐用舒适。工匠们不仅传承古法，更善纳新知，在“天工人其代之”的理念中，将实用与审美、技术与文化熔铸为一体。正是这种全面而深入的革新，让生产加工技术如同盛唐的诗歌与乐舞，以磅礴的气度展现着一个时代的创造力，为中华文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生产加工技术虽因政权割据而散落各地，却在烽火中以更务实的姿态延续着生命力，于局部深耕中积蓄着突破的力量。
军事手工业成为各政权角力的核心支撑。后晋的“飞云霹雳炮”虽仍属原始火器，却已能通过硝石、硫磺的比例调配与弹体铸造，实现短距离爆破，这种对化学配比与金属容器加工的初步探索，为后世火器发展埋下伏笔；吴越国为巩固海防，打造的“海鹘船”两侧装有浮板以抗风浪，船体采用多层木板榫卯拼接，桐油灰密封缝隙，其造船工艺对木材强度与结构力学的把控，让远洋航行更具底气，也让江南的瓷器、丝绸得以借海道远销日韩。
民生技艺在区域坚守中绽放异彩。定窑的白瓷在五代时期走向成熟，工匠们改进装烧工艺，以“覆烧法”让碗盘口沿无釉却更显莹润，这种对烧制细节的优化，让瓷器从贵族专属渐入寻常百姓家；蜀地的雕版印刷术初露锋芒，匠人将文字反刻于木板，再施墨拓印，虽不及后世精细，却让典籍抄写效率倍增，为知识传播提供了新载体，在乱世中维系着文脉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技术传承呈现出“以人载艺”的流动特质。一位擅长冶铁的匠人可能从后梁辗转至后唐，将灌钢法的改良经验带到新的工坊；一群越窑瓷工为避战乱迁居闽地，在福州、泉州重开窑口，让青瓷技艺在东南沿海落地生根。这种跨越政权边界的技艺流动，让生产加工技术未因分裂而断层，反而在不同地域的土壤中吸收新养分。
当硝烟暂时散去，那些在乱世中打磨的兵器、烧制的瓷器、织造的锦缎，实则是文明未曾断裂的证明。它们或许少了盛唐的恢宏，却多了几分于困顿中求存的坚韧，正如开封出土的五代铁犁，虽锈迹斑斑，却仍能想见当年翻耕土地的力量——生产加工技术始终与民生需求紧紧相依，在分裂中等待着又一次整合与升华的契机。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与各行各业生产加工技术相关的经典事例和着作典籍，如繁星般照亮了技术演进的轨迹，既展现了不同政权的特色创新，更凸显了文明交融中的技术共鸣。
宋代的《营造法式》堪称建筑加工技术的集大成之作。李诫在书中系统记载了木构建筑的“材分制”，将梁、柱、斗拱的尺寸标准化，从木料的砍伐、刨削到榫卯的咬合、彩绘的调配，每一步都有精确规范。这种对建筑加工的量化总结，让开封铁塔的琉璃砖拼接严丝合缝，让应县木塔的斗拱结构历经千年风雨仍稳如磐石，将传统营造技艺从经验层面推向科学体系。而沈括的《梦溪笔谈》，更是记录了诸多技术突破：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以胶泥刻字、火烧定型，再按韵排列排版，让书籍制作效率陡增，这种对“可重复使用”的加工理念的创新，深刻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方式；书中记载的“隙积术”“会圆术”，则将数学计算融入工程测量与器物制造，让生产加工有了更精准的理论支撑。
辽金西夏的技术创造则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色。辽代的“鸡腿瓶”造型修长便于携带，其陶瓷烧制技艺吸收了中原的拉坯技法，又融入游牧民族的实用需求，瓶身的弦纹装饰简洁有力，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技术碰撞的结晶；金代的冶铁业在继承灌钢法的基础上，改良熔炉结构，以“方炉”替代传统圆炉，提升了煤炭燃烧效率，河北邢台出土的金代铁狮，重达数吨，其整体浇筑工艺展现出对大型铸件的精准把控。
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则聚焦农业生产加工技术的总结与推广。书中记载的“水转大纺车”“水转连磨”，将水力与机械结合，让纺织、粮食加工实现半自动化；“木活字”与“转轮排字盘”的发明，让印刷工序更高效，王祯在书中绘制的活字制作流程图，从刻字、修字到排版，步骤清晰如教科书，成为技术传承的生动指南。而黄道婆改良的棉纺织技术，将黎族的“扞、弹、纺、织”技法与中原传统结合，创制三锭脚踏纺车，让棉布产量激增，“衣被天下”的背后，是对纤维加工与织造工具的革命性改进。
这些典籍与事例，或出自官修，或源于民间实践，共同勾勒出这一时期技术发展的轮廓：既有宋代对精细化、理论化的极致追求，也有辽金西夏在融合中催生的特色技艺，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