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工业领域，瓷器烧制技术迎来“南青北白”的黄金时代。越窑青瓷的“千峰翠色”，得益于龙窑温度的精准控制与釉料中氧化铁的巧妙配比，其“秘色瓷”更是专供皇室的珍品，釉色如雨后晴空，需在特定窑位与气氛中才能烧成；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胎质细腻坚致，反映出对瓷土筛选与烧制工艺的极致追求。唐三彩的出现更是将陶瓷技艺推向新的艺术巅峰，黄、绿、白三色釉料在高温下交融流淌，形成浑然天成的绚烂色彩，其二次烧成工艺（先烧素胎，再施釉复烧）与釉料中金属氧化物的运用，展现出当时化学认知与工艺实践的深度结合。
纺织业的技艺之精，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绣中可见一斑——用直径仅0.1毫米的金丝捻线，在丝绸上绣出细密的花纹，每平方厘米竟有近百个针脚，其缫丝、冶金与刺绣技艺的融合，堪称古代纺织业的“黑科技”。而随着西域织机（如大提花机）的传入，唐代丝织品的纹样更趋繁复，联珠纹、宝相花等融合了波斯与中原风格的图案，在经纬交织中诉说着技术与文化的碰撞。
军工业在盛世的国防需求中持续突破。唐代的横刀采用“灌钢法”锻造，刀刃坚硬锋利，刀身柔韧不易折断，其“百炼钢”工艺需反复折叠锻打数十次，让钢材组织更均匀，而刀柄的鲛鱼皮包裹与铜装具装饰，则兼顾了实用性与美观性。火药的发明虽初用于炼丹，却在唐代后期开始应用于军事，“飞火”（早期火箭）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迈出了关键一步，其配方（硝石、硫磺、木炭的比例）的探索，是化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最早实践。
建筑技艺在宏伟与精巧中达到平衡。长安城的规划堪称古代城市建设的典范，棋盘式的街道布局、严格的坊市分区，需精确的测量与数学计算作为支撑，而大明宫的含元殿，其高大的台基、深远的出檐，既需夯土技术的稳固，也依赖斗拱结构的力学支撑——斗拱的“榫卯咬合”与“悬挑”功能，将屋顶的重量均匀传递到柱身，展现出“以柔克刚”的力学智慧。赵州桥（安济桥）更是石拱桥的巅峰之作，李春设计的“敞肩拱”结构，既减轻了桥身重量，又增强了抗洪能力，其拱券的弧度计算与石料拼接技术，至今仍令建筑学家惊叹。
农业技术在精耕细作的道路上持续深化。曲辕犁的普及彻底改变了耕作方式，其“辕曲”设计便于转弯，配合“犁壁”可将土块翻转打碎，大幅提升了耕作效率；筒车的发明则实现了灌溉的自动化，利用水力驱动轮盘转动，将低处的水引至高处农田，无需人力即可持续灌溉，其机械结构的巧妙设计，是对水力资源的高效利用。陆羽的《茶经》虽为茶学着作，却详细记载了茶叶种植、采摘、制作的技术规范，从“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的土壤选择，到“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的制茶工序，将农业技术与生活美学完美融合。
学术与技术的交融在开放的氛围中更趋深入。僧一行实测子午线长度，是世界上最早的子午线测量实践，其成果不仅修正了历法（《大衍历》），更为地理测量与建筑工程提供了精确的数据支撑；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不仅是医学典籍，更记载了大量制药技术（如丹药炼制、药酒炮制），将药物学与化学技艺相结合。而唐代的官办作坊“将作监”，集中了全国顶尖工匠，其制定的技术标准（如建筑构件的尺寸比例）通过《营造法式》的前身文献得以推广，让技术传承从“师徒口传”走向“文本规范”。
中外技术交流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阿拉伯的天文仪器（如浑仪）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国的天文观测手段；中国的造纸术经怛罗斯之战传入阿拉伯地区，随后又传向欧洲，推动了世界文化的传播。这种交流不再是单向的借鉴，而是双向的创新——比如，唐代的琉璃烧制技术吸收了波斯的铅釉配方，却又融入中国的造型美学，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三彩琉璃”。
隋唐时期的技术技艺，早已超越了“实用”与“美观”的二元对立，而是升华为“技艺载道”的文化符号。瓷器的釉色映射着自然之美，丝绸的花纹诉说着中外之谊，建筑的宏伟彰显着帝国气象。技术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与诗歌、绘画、音乐共同构成了盛唐气象的血肉——当李白在宴会上赞叹“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时，酒杯的玉质温润与酒液的琥珀色泽，何尝不是手工艺与酿造技术的诗意表达？正是这种在开放中创新、在传承中突破的精神，让隋唐成为中国古代技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其影响跨越时空，至今仍在滋养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中原大地再度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政权的快速更迭与疆域的频繁变动，让技术技艺的发展如同在崎岖山路上前行，却也在局部的相对稳定中，延续着创新的火种。各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