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茶饮文化迎来革命性的发展。陆羽所着《茶经》的问世，系统总结了茶叶种植、采摘、制作、烹煮、品饮的完整流程，将饮茶从单纯的解渴行为升华为“精行俭德”的美学艺术。唐代煎茶法盛行，茶人需经过炙茶、碾茶、罗茶、煮水、投茶、分茶等多个步骤，讲究茶汤的色泽、香气与沫饽形态。宫廷中，“清明茶宴”成为彰显皇家威仪的盛事，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茶具，以其精湛工艺展现出唐代茶饮的奢华与精致；民间则兴起“斗茶”之风，文人雅士通过比试茶汤的色泽、水痕留存时间等，将饮茶变为充满竞技性的社交活动。
酒文化在唐代同样大放异彩。国力强盛促使酿酒技术显着提升，“剑南之烧春”“河东之干和”等名酒声名远扬，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性豪业嗜酒”等文人轶事，更赋予酒以浪漫豪迈的文化气质。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边塞诗，反映出西域葡萄酒在唐代的流行程度；而“绿蚁酒”“黄醅酒”等传统米酒，则成为文人寄情抒怀的重要载体。此外，唐代还出现了果酒、花酒等创新品类，如以桂花入酒的“桂浆”，以菊花入酒的“菊华酿”，丰富了饮品的味觉层次。
在对外交流方面，隋唐时期的饮品文化展现出强大的辐射力与包容性。日本遣唐使将中国的茶饮文化引入本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鉴真东渡时带去的酿酒技术，促进了日本清酒工艺的革新。同时，阿拉伯商人带来的蔗糖制作技术，推动了唐代甜品与甜饮的发展，以甘蔗汁熬制的“石蜜”成为贵族阶层的珍爱之物。这一时期，饮品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消费品，更成为彰显国力、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政权割据与频繁的军事冲突虽使社会经济遭受重创，却也在动荡中孕育出饮品文化的别样生机。尽管大规模的贸易流通受阻，但区域性的饮品交流反而更为活跃——前蜀、南唐等相对稳定的政权治下，成都、金陵的酒坊茶肆依旧灯火通明，延续着唐以来的饮宴之风。由于南北分裂，茶叶与酒类的产地优势被进一步强化：南方的吴越国凭借优质的茶源，将“阳羡茶”“顾渚紫笋”等名茶进贡中原；北方的契丹、党项政权则以马奶酒、酥油茶为特色，与中原形成差异化的饮品体系。
这一时期，饮品的实用性与便携性得到重视。为适应行军作战的需求，军队中出现了“即饮式”的浓缩茶汤与发酵干粮酒，士兵将茶叶研磨成粉，配以盐、姜等调料制成块状，遇水冲泡即可饮用；而民间为应对粮食短缺，开始用薯类、杂粮替代传统谷物酿酒，创造出别具风味的“杂粮酒”。与此同时，文人雅士在乱世中以饮品寄托情怀，南唐后主李煜笔下“酒恶时拈花蕊嗅”的细腻，韦庄“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的旷达，为饮品文化注入了深沉的时代印记。
值得一提的是，少数民族政权在饮品领域的创新对后世影响深远。契丹人将乳制品与茶结合，发明了“奶茶”的早期形态；党项人则在马奶酒酿造中改良发酵工艺，使其口感更为醇厚。这些技术随着民族迁徙与贸易往来，逐渐传播至中原地区，为宋代饮品的多元化发展埋下伏笔。尽管五代十国仅存续五十余年，但乱世中的饮品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如同暗夜中的星火，照亮了中国饮食文化承前启后的关键历程。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碰撞，使饮品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交融与革新。北宋建立后，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瓦舍勾栏”的市井文化，汴京的“州桥夜市”与临安的“茶酒高阁”中，“香饮子”“冰雪凉水”等新型饮品层出不穷。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夏日汴京街头随处可见售卖“砂糖冰雪冷元子”“甘草冰雪凉水”的商贩，冷饮不仅成为消暑良方，更发展出细腻的制作工艺，如将果汁与冰块混合，再用银碗盛装，兼具味觉与视觉享受。
宋代茶文化达到巅峰，“点茶法”取代唐代煎茶，成为主流饮法。宋徽宗赵佶亲自撰写《大观茶论》，从茶叶产地、采摘时节到点茶技法进行系统论述，推动茶艺向极致化发展。文人雅士以“斗茶”为乐，通过比拼茶汤表面形成的“乳花”色泽与持久度，将饮茶升华为艺术竞技。民间茶肆则成为信息交流与社交娱乐的中心，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沿街林立的茶坊挂着“茶”字旗幡，说书、杂耍等表演在此轮番上演，构建出独特的市井茶韵。
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的贸易往来，加速了饮品文化的融合。辽国的乳酪饮品通过“榷场”贸易传入中原，中原百姓开始尝试“酥签”“醍醐”等乳制品；西夏的党项人则将马奶酒制作技术传授给宋人，改良后的“羊羔酒”成为宴席珍品。元朝建立后，疆域的空前辽阔带来了更为多元的饮品文化：蒙古人将“忽迷思”（马奶酒）带入中原，其酿造技术被《饮膳正要》详细记载；阿拉伯商人带来的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