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灾害防治的理论与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十二气历”的构想，以节气划分月份，更契合农事防灾需求；北宋《营造法式》对建筑抗震标准作出规范，使房屋在地震多发区具备更强抵御能力。医学领域，宋政府组织编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医学巨着，系统收录疫病防治方剂；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提出“寒凉”“攻下”“补土”“滋阴”等不同学术流派，为灾年疫病防治提供了多元理论支撑。此外，元代郭守敬主持修订《授时历》，通过更精确的天文观测预测气象灾害，其设计的“简仪”“仰仪”等天文仪器，也为灾害预警提供了技术保障。
文学艺术领域，灾害主题的创作在多元文化碰撞中焕发新生。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的描写，借洞庭水患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李清照后期词作中“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的悲叹，将个人流离与靖康之变后的灾荒图景相融合。元杂剧《窦娥冤》以“六月飞雪，大旱三年”的超现实想象，控诉社会黑暗；而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虽以山水为主题，却通过留白与枯笔技法，暗喻元末灾荒频仍的社会现实。此外，这一时期的方志编纂达到鼎盛，《临安志》《至元嘉禾志》等地方志详细记载了各地水旱灾害与救灾措施，成为研究古代灾害史的珍贵资料。辽宋夏金元时期的灾害应对，在民族交融与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既延续了中原王朝的救灾传统，又注入了少数民族的智慧，为后世灾害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
不久之后，到了明清时期，人口激增与生态环境变化带来的灾害压力，促使灾害应对体系朝着精细化、制度化方向纵深发展。明代建立起“预备仓—济农仓—惠民仓”的立体仓储网络，朱元璋诏令各州县“于四乡各立预备仓，选耆民运钞籴米储之，以备赈济”，并制定《灾伤去处散粮则例》，对受灾程度分级赈济标准作出量化规定。清代在此基础上推行“截漕”制度，允许灾区截留部分漕粮用于赈济，同时设立“粥厂”“栖流所”等临时救济机构，形成覆盖灾前预防、灾中救助、灾后重建的完整链条。康熙年间颁布的《灾赈章程》，详细规范了勘灾、审户、发赈的流程与时限，将救灾效率提升至新高度。
这一时期，灾害防治技术与生态观念深度结合。潘季驯治理黄河时提出“束水攻沙”理论，通过修筑缕堤、遥堤、格堤构建防洪体系，其《河防一览》系统总结的治河经验，成为古代水利工程的集大成之作。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收录西方水利技术，引入风车、水转翻车等新型灌溉工具，并提出“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三级防灾思想。在农业抗灾领域，玉米、甘薯等耐旱高产作物的推广，显着增强了山区应对旱灾的能力；而清代《陶庐杂录》记载的“种痘术”，则通过人痘接种法有效降低了天花疫情的危害。
文学艺术对灾害的书写更具现实批判色彩。冯梦龙《醒世恒言》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以饥荒为背景，揭示灾年社会秩序的脆弱；蒲松龄《聊斋志异》借《水灾》《地震》等篇章，以鬼怪故事影射官府救灾不力。绘画方面，吴门画派唐寅的《风雨归舟图》通过风雨交加的景象隐喻世态炎凉；而徐扬《姑苏繁华图》中对水利设施与市井生活的描绘，从侧面展现江南地区应对水患的智慧。方志编纂在明清达到巅峰，《江南通志》《云南通志》等文献不仅详细记录灾害发生的时间、范围，还收录地方士绅组织自救、官府赈灾的具体案例，为研究民间与官方的救灾互动提供了丰富史料。明清时期的灾害应对，在传统经验与外来技术的交融中，构建起古代最为完备的救灾体系，其制度设计与实践经验，至今仍为现代灾害管理提供着深刻启示。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天灾人祸时官方与民间抢险救灾方面，已形成颇具特色的应对模式。古希腊城邦将灾害视为神灵降怒，每逢地震、瘟疫或饥荒，常以大规模祭祀活动祈求神佑，如雅典在瘟疫暴发时举行的阿波罗神祭典。但与此同时，理性救灾举措也开始萌芽，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通过天文观测预测橄榄丰收，组织民众提前储备物资，展现出对自然规律的初步认知；雅典城邦还设立公共粮仓，在灾年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售粮，缓解饥民困境。
古罗马帝国时期，救灾体系随着疆域扩张逐渐完善。罗马城修建了庞大的输水渠系统，保障城市用水安全，着名的克劳狄安水渠全长68公里，为抵御旱灾提供了坚实保障；奥古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