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佛、道思想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愈发凸显。面对无常的世事，许多家庭将宗教教义作为安抚心灵、指引行为的准则。道教所倡导的顺应自然、知足常乐，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慈悲为怀，成为家长教育子女时的重要内容，帮助子弟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道德的坚守。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社会动荡，文化教育的火种并未熄灭。一些文人学者即便身处乱世，仍坚持家庭教育实践。如后唐宰相冯道，虽历仕四朝十君，却始终重视子孙的品德与学识教育，他亲自校刻《九经》，为子女提供学习经典的范本，推动了文化在民间的传承。此外，部分地区相对稳定的割据政权，如南唐、后蜀，也为家庭教育的存续提供了土壤，这些政权统治者提倡文教，鼓励民间办学，使得家庭教育在局部地区仍能有序开展，为宋代家庭教育的复兴埋下伏笔。五代十国时期的家庭教育，在困境中顽强生长，以独特的方式延续着文化的脉络，其务实、多元的教育特征，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紧接着，到了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与交融的格局，赋予了家庭教育前所未有的丰富内涵。在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印刷术的普及，使家庭教育突破了世家大族的局限，开始向平民阶层广泛渗透。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降低了书籍成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应运而生，这些朗朗上口的启蒙教材，以通俗语言传播儒家伦理、历史知识与生活常识，成为普通家庭教导子弟的重要工具。同时，程朱理学的兴起深刻影响了家庭教育理念，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强调道德修养需从幼年抓起，主张通过“洒扫庭除”等日常劳动培养子弟的自律意识，其编纂的《童蒙须知》对儿童的穿衣、说话、读书等行为规范作出细致要求，将理学思想融入家庭教育的点滴之中。
这一时期，家训文化达到鼎盛。司马光的《家范》以儒家礼制为核心，系统阐述治家之道与家庭伦理，提出“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的双向教育理念；陆游的《放翁家训》则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告诫子孙“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既鼓励子弟积极入仕，又倡导以农耕为立身之本，展现出士大夫阶层对家族长远发展的多元思考。此外，范仲淹家族的“义庄制度”开创了家庭教育与家族公益相结合的新模式，通过设立义田、义学，为族中子弟提供教育资源，保障贫困子弟也能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这种互助式教育体系对后世家族教育影响深远。
在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家庭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文化融合特征。辽代契丹贵族家庭既保留“射猎为本”的游牧民族传统教育，教导子弟骑射、摔跤等技能，又积极学习汉文化，设立私塾教授儒家经典；西夏党项族统治者仿照汉族兴办学校，同时创制西夏文编写教材，将本民族语言文化融入家庭教育；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推行“汉化”政策，在蒙古贵族家庭中开设汉学课程，要求子弟学习诗词、书法，而汉族家庭也开始接纳蒙古族的尚武精神，部分家庭增设骑射、武艺等教育内容。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与教育融合，不仅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更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的宗教教育在家庭中占据重要地位。除传统的佛、道思想外，随着疆域的扩大，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传入中国，信仰不同宗教的家庭将各自的教义、仪式融入家庭教育。例如，回族家庭通过讲述《古兰经》故事、教导礼拜仪式，培养子弟的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感，这种多元宗教文化的并存与交融，进一步丰富了家庭教育的内容与形式。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家庭教育，在民族碰撞与文化融合中不断创新，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不久之后，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封建专制统治达到顶峰，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以及西方文化的渐次传入，家庭教育呈现出守成与革新并存的复杂图景。在官方层面，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家庭教育更加强化伦理纲常的灌输，“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观念通过《朱子治家格言》《女儿经》等蒙学读物和家训着作，深入渗透到千家万户。《朱子治家格言》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等通俗易懂的训诫，教导子弟勤俭持家、和睦邻里，成为明清两代流传最广的家庭教育范本。
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走向僵化，家庭教育也随之陷入功利化倾向。八股取士盛行，使得无数家庭将教育重心完全倾注于科举应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私塾中，孩童从启蒙便开始接受八股文写作训练，家长不惜重金聘请名师，甚至举家迁居至教育发达地区，只为子弟能在科场脱颖而出。这种现象在江南地区尤为显着，如苏州、杭州等地，出现了“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