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却也促使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碰撞的局面，家庭教育的内涵与形式随之发生深刻变革。战乱与迁徙打破了原有的地域界限，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使得家庭教育的内容在承袭儒家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少数民族崇尚勇武、质朴率真的特质。世家大族为维系门第荣耀，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达到空前高度，家训着作数量激增，且内容更加丰富细致。
以颜之推所着的《颜氏家训》最为典型，这部被誉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的着作，全面涵盖了教子、治家、勉学、涉务等多个方面。颜之推结合自身历经数朝的坎坷经历，强调“德艺周厚”的教育目标，既要求子弟研习儒家经典，又倡导广泛涉猎百家之学，学习琴、棋、书、画、数、医等实用技艺。在教育方法上，他主张早教与严教相结合，提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同时批评溺爱子女的不良风气，认为“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颜氏家训》不仅反映了士族阶层对家族传承的思考，也为普通家庭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教育范本，其影响力绵延千年。
这一时期，佛教与道教的兴盛也对家庭教育产生了显着影响。许多家庭开始将宗教教义融入日常教育，如南朝梁武帝萧衍以佛教思想教导皇室子弟，宣扬慈悲、忍辱等观念；一些士大夫家庭则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鼓励子弟追求精神自由与自然之趣。此外，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积极吸收汉族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要求鲜卑贵族学习汉文化，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纳入家庭教育体系，加速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家庭教育理念的传播。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使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为后世家庭教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更为深厚的基础。
而在隋唐时期，国家实现再度统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举制度的创立更如强劲东风，彻底改写了家庭教育的发展轨迹。科举以才取士，打破门第限制，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这促使家庭教育从单纯维系家族地位，转向培养子弟通过科举入仕的能力，学习重心向儒家经典与诗文辞赋倾斜。
唐代家庭教育呈现出“官私并重、多元发展”的格局。官方层面，统治者重视教育示范作用，唐太宗亲自撰写《帝范》，从君道、纳谏、崇俭等十二个方面教导太子治国安邦之策，为皇家家庭教育树立典范；民间则兴起以科举为导向的教育热潮，大量私塾、书院涌现，白居易幼时“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正是当时家庭督促子弟苦读的缩影。与此同时，家训文化持续繁荣，除延续品德教育外，更强调治学方法与科举技巧的传授。如柳玭所着《柳氏家训》，不仅要求子孙恪守“孝悌仁厚”，还详细记载家族子弟备考科举的经验，成为兼具道德训诫与实用指导价值的家庭教育宝典。
这一时期，女性家庭教育也迎来新的发展。尽管传统礼教依旧严苛，但部分开明家庭开始重视女性文化素养的培养。一代女皇武则天以自身经历为鉴，鼓励宫廷女性学习文史、参与政务；民间也不乏才女，如薛涛自幼在父亲教导下研习诗文，成为唐代着名女诗人。此外，佛教与道教的影响力进一步渗透家庭教育，不少家庭将因果轮回、清净无为等思想融入日常教诲，如王维受母亲影响笃信佛教，其诗文中常流露出禅意，这与其家庭宗教教育密不可分。
对外文化交流的空前活跃，也为家庭教育注入新鲜血液。日本、新罗等国派遣大量留学生来华，他们将中国的家庭教育理念与方法带回本国；同时，唐代家庭也通过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开阔教育视野。例如，景教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医学知识，虽未广泛普及，但为少数家庭提供了多元教育内容，推动家庭教育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隋唐时期的家庭教育，既延续了传统精髓，又在时代浪潮中不断革新，成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到了五代十国战火纷飞的战乱年代，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频繁，社会秩序剧烈动荡，家庭教育也随之陷入困局与变革的交织之中。原本依托于稳定政治环境的官方家庭教育体系近乎瓦解，皇室贵族的教育重心从治国安邦之术，转向如何在乱世中保全家族；而民间百姓为躲避战乱四处迁徙，家庭教育被迫中断或简化，许多家庭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的简短训诫，将生存智慧与家族信仰传递给下一代。
然而，乱世之中亦有坚守与创新。世家大族为维系门第不坠，更加重视家庭教育对家族凝聚力的强化作用，家训的编纂呈现出“重实务、轻虚文”的特点。例如吴越钱氏家族，钱镠在《钱氏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