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与随后的一系列战争战役时期，中国物理学家依然坚守科研一线。西南联大时期，周培源在湍流理论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提出“湍流脉动方程”，为流体力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钱伟长在弹性力学领域深入钻研，提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解决了航空工业中的关键力学问题。这些学者在简陋的实验条件下，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创新思维，使中国物理学与力学研究在艰难环境中保持发展态势，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留学归国的科学家群体积极传播现代科学理念，在大学开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课程，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推动了物理学与力学学科的本土化与体系化建设。
而在新中国成立与后来迈向新时代发展的这一伟大历程中，物理学与力学领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进步。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国家迅速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郭永怀等归国科学家领衔，将力学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郭永怀突破跨声速流的不连续解难题，其提出的“郭永怀临界马赫数”理论，为我国早期空气动力学研究奠定基础；钱学森主持建立工程控制论，将力学原理与自动控制技术融合，为“两弹一星”工程提供关键理论支撑。
在国防科技领域，力学研究成为大国重器的核心支撑。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彭桓武带领团队运用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理论，精确模拟核爆过程中的冲击波传播与能量释放；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升空，赵九章主导的空间物理研究，通过分析大气阻力、地球引力等力学因素，保障卫星轨道的精准计算。进入21世纪，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研发突破“热障”难题，科研团队利用计算流体力学技术，设计出乘波体气动外形，使飞行器在大气层边缘实现超高速飞行，标志着我国在空气动力学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基础物理研究同样成果斐然。2016年，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FASt）落成，其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主动反射面系统，通过2225根下拉索实现高精度力学控制，能在8秒内将反射面从球面变为抛物面，展现出对结构力学与精密控制技术的极致应用。量子力学领域，潘建伟团队实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分发，利用量子态叠加原理构建“京沪干线”，为量子通信的实用化开辟道路；拓扑量子计算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新型拓扑超导态，为解决量子比特退相干难题提供新方向。
随后不久，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物理学与力学领域迎来了更为开放与蓬勃的发展局面。国家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通过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实施“863计划”“973计划”等重大科研项目，为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注入强劲动力。在固体力学领域，郑哲敏院士系统发展了爆炸力学理论，提出流体弹塑性模型，成功解决核武器研制中的关键力学难题，并推动爆炸加工、聚能穿甲等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在计算力学方向，钟万勰院士创立“辛算法”，将哈密顿体系引入结构力学计算，大幅提升复杂工程问题的求解精度与效率，为航空航天、桥梁建筑等行业提供核心技术支持。
国际合作的深化进一步拓宽了科研视野。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破土动工，该项目汇聚全球顶尖科研力量，通过精确控制粒子束流的加速、聚焦与碰撞，在高能物理领域取得多项原创性成果，标志着我国在加速器技术与粒子物理实验方面跻身世界前列。与此同时，高校与科研院所加速与国际接轨，大批青年学者出国深造后归国，带回先进的研究方法与理念。例如，白以龙院士团队将非线性科学引入固体力学，揭示材料失稳破坏的内在规律，相关成果应用于地质灾害预警与工程安全评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力学研究与产业需求的结合愈发紧密。在土木工程领域，高层建筑与大跨度桥梁的建设热潮推动结构力学创新，上海中心大厦采用“巨型框架 - 核心筒 - 伸臂桁架”结构体系，通过风洞实验与数值模拟优化气动外形，成功抵御强台风侵袭；在新能源领域，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的研发突破叶片空气动力学设计瓶颈，我国自主设计的海上风机叶片长度超过百米，通过流固耦合计算优化翼型，使风能转化效率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此外，纳米力学、生物力学等交叉学科快速兴起，科学家利用微纳加工技术制造出纳米尺度的力学传感器，可实时监测细胞力学行为，为疾病诊断与再生医学提供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