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技术方面，水利设施的修复与创新依然延续。前蜀政权在都江堰原有基础上，增设“槎桩截流”装置，利用三角形框架的力学稳定性原理，通过竹笼装石构筑临时堤坝，在枯水期可便捷地调节水量分配；南唐工匠则改良了龙骨水车，采用分段式链条与密封水槽相结合的设计，减少水流渗漏损耗，运用齿轮传动比的优化，使水车在不同水位条件下均能高效运转。这些水利技术的革新，既体现了对流体力学的灵活运用，也反映出战乱时期人们对生存资源的不懈探索。
在手工业领域，瓷器烧制技术迎来突破。五代时期的越窑工匠在青瓷烧制中，通过调整窑炉结构与火候控制，利用热对流原理实现窑内温度的均匀分布，使“秘色瓷”呈现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釉色效果。其对火焰走向、通风口大小的精确把握，暗含对热力学与空气动力学的经验性认知；而北方定窑的白瓷制作，采用覆烧法降低成品变形率，通过支圈叠烧技术合理分配重力，在有限空间内提升烧制效率，这种对材料力学与空间利用的巧妙结合，推动制瓷工艺迈向新台阶。
文学艺术中，战乱时期的作品也不乏对物理现象的隐喻与思考。韦庄在《台城》中“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的诗句，借烟雾缭绕的视觉效果暗喻空气的流动与扩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里对光影明暗的细腻描绘，通过墨色浓淡变化表现光线强弱，暗含光学中的照度原理。尽管五代十国时期的科学探索多以实用为导向，缺乏系统性理论总结，但这些基于实践的创新成果，如同暗夜中的星火，为宋代科学技术的井喷式发展保留了珍贵的火种。
紧接着，到了宋辽夏金元时期，多元文明的碰撞与经济的高度繁荣，将物理学与力学的发展推向全新的高峰。这一时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堪称技术革命，毕昇以胶泥刻字，利用热胀冷缩原理烧制活字，排版时通过木质框架的精密卡槽固定字模，既保证印刷时的受力均匀，又实现了活字的重复利用。这种对材料物理特性与机械结构的双重创新，大幅提升印刷效率，其蕴含的模块化设计理念，更是对力学组合原理的开创性应用。
在天文历法领域，郭守敬主持修建的登封观星台，以“周公测景台”为基础，通过圭表测量日影长度变化，结合勾股定理推算节气时刻。观星台独创的“景符”装置，利用小孔成像原理将日光聚焦于圭面，使日影测量精度达到毫米级，这种对光学与几何测量的深度融合，为《授时历》的精准度奠定基础，该历法测定的回归年长度与现代科学测算仅差26秒，标志着古代天体力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军事技术在战争需求下迎来爆发式发展。宋代的床弩通过多组复合弓臂串联，利用滑轮组原理放大拉力，最远射程可达千米，其绞盘式上弦装置对力的传递与累积的精妙设计，堪称古代机械力学的典范；西夏工匠则改进了冷锻甲技术，通过反复捶打使铁片晶格重组，增强金属材料的抗冲击性能，这种对材料力学的微观探索，使西夏骑兵的防护能力大幅提升。火药武器的大规模应用更是改写战争形态，南宋“突火枪”将火药爆炸产生的气体推力转化为弹丸动能，其发射原理暗含早期动力学与热力学的雏形。
在航海领域，指南针的改进与推广成为划时代的突破。宋代海船将水浮法指南针升级为“缕悬法”，以蚕丝悬挂磁针减少摩擦力，利用磁偏角原理校准航向，配合“牵星术”的天文导航，使远洋航行的精度显着提高。这种对磁力特性的应用与天文学的结合，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也为力学在流体动力学（船舶设计）与导航技术领域的发展开辟新方向。
文学艺术与科学的交融更为紧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不仅记载了“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的磁化现象，更对琴弦共振、凹面镜成像等物理现象进行系统观察，其提出的“隙积术”与“会圆术”，将数学方法引入力学研究，开创跨学科探索的先河；赵孟頫的绘画理论强调“以形写神”，通过对物体光影、比例的精准把握，暗含光学与几何学原理；元杂剧舞台的机关设计，利用杠杆与绳索的联动实现场景转换，将力学知识融入艺术表演，展现出独特的创造力。
宋辽夏金元时期，物理学与力学在理论建构、技术创新与应用拓展上均取得重大突破，沈括、郭守敬等科学家的系统性研究，使古代科学从经验积累迈向理论化、体系化阶段，为明清时期东西方科学的交流与碰撞埋下伏笔。
紧接着，到了明清时期，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为物理学和力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浪潮中，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将欧几里得几何学引入中国，其严谨的逻辑体系为力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数学工具。与此同时，宋应星所着《天工开物》全面总结了当时的生产技术，书中对提花机、水排、走马灯等机械的记载，详细阐述了齿轮传动、水力利用和热力循环等原理，堪称17世纪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其中“陶埏”篇对陶瓷烧制过程中温度控制与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