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五年之功，非臣等九人之力，实赖陛下圣明决断，百官同心协力，将士浴血奋战，百姓辛勤劳作。臣等不过恪尽职守，略尽绵薄。”
他稍作停顿，目光变得深邃：
“然功绩既陈，亦当直面弊病。五年以来，臣等深感有一大患，如附骨之疽，若不根治，纵今日功绩赫赫，他日亦恐倾覆。此患便是——”
他声音陡然提高，一字一顿：
“人治之弊与法治之缺！”
此言一出，满朝哗然。许多官员面露惊诧之色，相互交换眼神。法治之说虽古已有之，但在大朝会上如此尖锐地提出“人治之弊”，尤其是由首辅亲口说出，实属前所未有。
朱常洛端坐御座，神情平静，眼神中却闪过一丝赞赏，这也正是他的提议，只不过是借孙承宗的口说出来而已。
孙承宗无视台下骚动，继续道：
“自三代以降，历朝历代，无论明君贤臣，皆未能跳出‘治乱兴衰，系于一人’之窠臼。朝廷施政，地方治理，多以人治为核心，其弊有三：”
“其一，政令施行，全赖官员个人。若遇贤能廉洁之吏，则政通人和；若遇庸碌贪腐之徒，则民不聊生。此非治国之正道，乃赌国运于个人品德之侥幸！”
他举笏指向南方：
“臣请以江南土地改革为例。此事功成，因陛下亲临坐镇，毕自严大人铁腕推行，雷霆手段，故能扫清积弊。然同样政策在湖广试行时，因地方官员执行不力，或阳奉阴违，或操切过急，反致小民惊惶，豪强煽动，几酿民变。同一国策，两地结果迥异，此非政策不善，乃人治之弊一也！”
殿中静默，许多湖广籍官员面色尴尬，却无法反驳。
“其二，制度革新，缺乏细则规范。”孙承宗转向军事，“袁可立大人主持新军改革，亲自拟定章程，日夜督导，故成就斐然。然边军改制时，因各地情形复杂，朝廷未及制定详尽条例，全赖将领自行裁量。结果如何？”
他沉痛道：“有的总兵急于求成，裁撤过激，引发兵士哗变；有的都司畏首畏尾，改制流于形式，旧弊未除；更有的借改制之名，行贪腐之实，克扣军饷，虚报兵额。同一军令，执行参差，此为人治之弊二也！”
袁可立在旁微微点头，面露凝重。
“其三，司法刑狱，全凭官员好恶。”孙承宗转向司法，“左大人执掌监察院，铁面无私，查办贪腐无数，臣深为敬佩。然大明幅员辽阔，岂能处处皆有‘左光斗’？”
“同一部《大明律》，在不同官员手中，量刑天差地别。甲地偷盗五两判杖三十，乙地却判徒刑一年；丙地豪强杀人可花钱赎罪，丁地贫民斗殴却可能问斩。更有甚者，某些省份，因监察不力，地方官互为庇护，贪腐如常，百姓告状无门。此非律法不公，乃人治之弊三也！”
左光斗挺直身躯，沉声道：“孙阁老所言，句句切中时弊！”
孙承宗环视殿中，声音越发洪亮：
“我朝法制，自太祖高皇帝颁《大明律》以来，已历二百四十余载。其间虽屡有增补，然时移世易，旧律已难适新时。更兼律例繁杂，前后矛盾，官员可随意引用解释，百姓无所适从。此非长治久安之道！”
他深深一躬，向御座方向：
“陛下，五年施政，臣等深感：若无完备法治，纵有明君贤臣，盛世亦不过昙花一现。秦汉之强，隋唐之盛，何以最终崩解？皆因人治无常，法治不立！”
“故臣斗胆建言：我大明欲求万世之基，必行法治改革！当集天下才智之士，全面修订律法，制定清晰之程序，明确之权责，使上至内阁施政，下至县令断案，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再依赖个人贤愚！”
他抬起头，眼中闪烁着灼热的光芒：
“臣建议：第一，设立‘大明法典编纂院’，以十年为期，全面修订《大明律》，去除矛盾，增补新例，使其适应泰昌新朝之需。”
“第二，制定《行政程序法》，明确各级衙门办事流程、时限、权责，使政令运转不再因人而异。”
“第三，修订《刑案审判条例》，统一量刑标准，建立上诉复审制度，减少冤错。”
“第四，颁布《官员职责法》，明确各级官员权责边界，既防止推诿塞责，亦防止越权擅专。”
“第五，最重要者——制定《皇权与相权、地方与中央权责划分大纲》，使国家权力运行，有明确之规范，不因君主更替、阁臣轮换而动摇国本！”
最后一句，石破天惊！
许多官员倒吸一口凉气。划分皇权与相权？这简直是……耸人听闻......
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太震撼了。莫非这孙承宗不怕死，还是想让我们跟他一起死......
他们纷纷看向朱常洛，然而让他们诧异的是，御座上面的皇帝却似乎并没有生气的意思。
反而笑盈盈的微微前倾身体，非常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