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盯着手里那份刚译出来的电报，看了三遍，还是那八个字。窗外的天刚蒙蒙亮，青灰色的光线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里挤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细长的光带。光带里有灰尘在飘，慢悠悠的，不知死活地飘。
电报纸很薄，是那种专用的、脆生生的密码译电纸。现在被他捏在手里，边缘已经起了毛，湿漉漉的——是他手心的汗。
八个字：
“样本已送，人未归。”
落款是个代号：“旅人”。那是周明远在非洲用的化名。
孙铭慢慢坐下，动作很轻，好像怕惊动什么。椅子是木头的，坐下去时发出“吱呀”一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
他把电报铺在桌上，用镇纸压住四角。镇纸是黄铜的，雕着简单的云纹，冰凉，沉手。
然后他拉开右手边的抽屉。
很深的抽屉，最底下有个牛皮纸袋。他拿出来，解开绕线的扣子，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已经有点泛黄了。上面三个人：周明远，他妻子，还有他们五岁的儿子。背景是北海公园的白塔，那天应该天气很好，三个人都笑着。周明远穿着中山装，站得笔直，笑得有点拘谨；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头微微歪着；儿子被抱在怀里，手里抓着个风车，糊了。
照片背面有字，用钢笔写的，墨水已经褪成褐色：
“等我回来，带儿子去北海滑冰。”
字迹工整，一笔一画，是周明远的字。
孙铭的手指在那些字上轻轻抚过。能摸到墨水微微凹陷的痕迹，像伤疤。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很轻，三下。
“进来。”
副手小王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冒着热气：“处长，您的茶……”
话说到一半，停住了。他看见孙铭手里的照片，看见桌上铺开的电报，脸色瞬间白了。
“处长，周组长他……”
“坐。”孙铭说，声音很平静。
小王把茶缸放在桌上，在对面椅子上坐下，坐得只敢挨半边屁股。
孙铭把照片递给他：“看看。”
小王接过来，看了一会儿，喉结滚动了一下：“周组长……什么时候拍的？”
“五年前。”孙铭说，“他出发去非洲前一个星期。那天他请假半天，说带老婆孩子去公园。回来给我看照片，说等任务完成了，要带儿子去滑冰——那孩子还没见过真冰，只在书上见过。”
小王低下头，没说话。
“电报是凌晨三点到的。”孙铭继续说，语气像是在说别人的事，“通过三条中转线路，从开罗转到莫斯科，再转香港，最后到北京。路上用了四天。”
他拿起茶缸，吹了吹热气。茶叶是普通的茉莉花茶，泡得太浓了，苦味直冲鼻子。
喝了一口，烫，但能忍。
“样本送到了。”他说，“通过外交邮袋，昨天到的北京。辐射检测……纯度很高，比我们预计的还好。”
小王抬起头，眼睛里有了点光：“那周组长他——”
“人没回来。”孙铭打断他，“最后一份电报是十天前发的，从蒙巴萨港。说‘被盯上了，走另一条路’。”
他顿了顿。
“之后就再没消息。”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咔，咔，咔，不紧不慢，像在数什么。
窗外传来早班公交车的喇叭声，远远的，闷闷的。
“我们在蒙巴萨的人，”孙铭放下茶缸，“昨天报告，十天前有一艘货船在出港后四十海里处爆炸沉没。船籍是巴拿马的，但船员名单里……有个名字对得上。”
他没说是什么名字。
但小王懂了。小伙子脸色更白了，手指无意识地揪着裤缝，把军绿色的布料揪出一小团褶皱。
“处、处长，”他声音发干，“那……那咱们怎么办？”
孙铭没立刻回答。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没拉严的窗帘彻底拉开。天已经亮了，但灰蒙蒙的，像罩了层脏玻璃。楼下院子里，几个后勤的战士在扫落叶，扫帚划过水泥地，发出“刷——刷——”的声音。
“第一，”他转回身，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按最高规格，给周国安同志申报烈士。抚恤金，按三倍标准发。他爱人还在纺织厂上班吧？孩子上小学了？”
“嗯，爱人叫刘秀兰，在国棉三厂。孩子七岁，上一年级。”
“跟厂里打招呼，照顾着点。别明说原因，就说……因公殉职。具体细节，绝密。”
小王拿出本子记，笔尖有点抖，字写得歪歪扭扭。
“第二，”孙铭继续说，“启动备用渠道，追查‘样本’的具体下落。从蒙巴萨到北京，外交邮袋走的哪条线？经手人有哪些？活要见‘石’，死要见……痕。”
他说“死要见痕”时，声音顿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