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板——现在叫周明远，香港来的贸易商——站在码头仓库的阴影里，用草帽扇风。扇出来的风也是热的，带着鱼腥味、柴油味和某种甜腻的腐烂水果味。
他看了眼怀表。
下午三点。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分钟。
“老板，还等么？”身边的小伙计阿福低声问，用广东话。阿福其实不叫阿福，是“谛听”的外勤，二十三岁，潮汕人，会说四种方言，但非洲土话不在其中。
“等。”周明远说，声音很稳。
汗从额角流下来，滑进眼睛里，刺得生疼。他没擦。
码头很吵。黑人搬运工扛着麻袋，喊着号子，赤脚踩在滚烫的水泥地上。白人监工坐在遮阳伞下，喝着冰啤酒，偶尔骂几句脏话。远处海面上，货轮鸣笛，低沉，悠长。
又过了十分钟。
一个穿花衬衫的黑人男孩跑过来，约莫十四五岁，赤着脚，脚底板黑得发亮。他在周明远面前停下，眨眨眼，用蹩脚的英语说：“先生，有人让我告诉你，今天不行了。”
“为什么？”
“长老病了。”男孩说，“发烧，很烫。”
周明远心里一沉。
病了？真病还是托辞？
“带我去看看。”他说。
男孩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他们离开码头，走进城区。路很窄，两边是铁皮屋顶的矮房子，刷着各种颜色的漆，但都褪色了，斑驳得像皮肤病。街上气味复杂：油炸木薯的焦香、垃圾堆的酸臭、还有无处不在的、甜得发腻的芒果熟透的味道。
阿福跟在后面，手一直插在裤兜里——兜里是把匕首。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来到一片棚户区深处。房子更破，有些就是用木棍和塑料布搭的。在一间稍大的铁皮屋前，男孩停下，掀开门口的破布帘。
“在里面。”
周明远弯腰进去。
屋里很暗，只有一盏煤油灯，火苗黄豆大小，勉强照亮一角。地上铺着草席，席子上躺着个老人，裹着彩色毯子，露出的脸很瘦，颧骨高耸，眼睛闭着，呼吸急促。
确实是病了。
床边坐着个中年妇女，应该是老人的女儿，看见周明远进来，警惕地站起来。
“我是医生。”周明远用简单的英语说，同时打开随身带的皮箱——里面确实是药品，纱布，听诊器。这是他真实的掩护身份之一：无国界医生。
妇女犹豫了一下，让开位置。
周明远蹲下，检查老人。体温很高，估计四十度以上。翻开眼皮，结膜充血。又检查了腋下和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疟疾。”他判断。
他从箱子里拿出奎宁药片，让妇女倒水，扶起老人喂药。老人吞咽困难，药片卡在喉咙里，周明远耐心地轻拍他的背，直到咽下去。
然后他拿出针剂，消毒，注射。
动作熟练，平静。
妇女看着，眼神里的警惕慢慢放松。
“明天还会发烧，”周明远对她说，“继续吃药，一天三次。多喝水。”
他留下三天的药量，用纸包好，写上服用方法。
做完这些，他没提铀矿的事，只是收拾箱子，准备离开。
“先生。”妇女忽然开口，用更清晰的英语，“你……是为了石头来的？”
周明远顿了顿。
“是。”
“我父亲说，”妇女低声说，“那些石头会带来诅咒。以前有白人来过，说要开采，后来……部落里死了很多人。怪病，高烧，吐血。”
周明远看着她。
“我不是白人。”
“我知道。”妇女说，“但你也是为了石头来的。”
“我需要一点样本，”周明远说，“一点点，只是为了研究。如果真的有诅咒，我们得知道诅咒是什么，才能破解它。”
妇女沉默了很久。
屋外传来孩子的哭声，尖锐，刺耳。
“明天，”她最终说，“去矿场。我弟弟带你去。”
＊＊＊
矿场在城外三十公里，一片荒芜的丘陵地。
带路的是个年轻人，叫卡鲁，老人的儿子，沉默寡言，开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颠簸了整整两小时。路上几乎没说话，只是偶尔指指方向。
到了地方，周明远下车。
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里一紧。
不是想象中的正规矿场，而是一个个盗挖的坑洞，像大地溃烂的伤口。土是红色的，裸露着，在烈日下刺眼。一些黑人矿工在坑底劳作，用简陋的镐头和铁锹，把矿石挖出来，装进麻袋，背上来。
没有安全措施。
没有防护装备。
很多人光着上身，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汗水混着红土，在身上结成一道道泥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