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州刺史府内，史仁遇看着案上那封用金粉封缄的信函，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信是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亲笔，字迹张扬跋扈，内容更直接——许史仁遇沧州刺史、检校司徒，兼领义昌军留后，条件是“举贝州以献幽州”。
“好大的手笔。”史仁遇把信推给下首的谋士张潜，“一个刺史不够，还要加司徒，连义昌军的位子都许出来了。”
张潜年过五十，鬓角已白，捧信细看良久，才轻声道：“使君，刘仁恭这是急了。他儿子刘守光屯军沧州城下，自称义昌节度使，可根基未稳。若能得贝州，则幽、沧、贝三州连成一片，进可图魏博，退可守河北。这是要把使君当踏脚石啊。”
“踏脚石？”史仁遇冷笑，“我看是当刀子使。真投了刘仁恭，头一件事就是让我去打李烨。”他起身走到窗边，看着院里那棵老槐树，“李烨那边有消息吗？”
“午后刚到的。”张潜从袖中取出另一封信，信纸普通，封缄只用白蜡，“李烨亲笔，比刘仁恭的简略得多。”
史仁遇展开，信上只有三行字：“闻贝州史公，素有卫民守土之志。魏博六州新定，愿与公共安河北。若肯屈就，贝州仍归史公镇守，一应官吏钱粮，皆由公自决。李烨顿首。”
没有高官厚禄，没有金银许诺，只有一句“贝州仍归史公镇守”。
“你怎么看？”史仁遇把两封信并排放着，像是权衡天平的两端。
张潜没立刻回答，而是走到门外，屏退左右，这才掩上门低声道：“使君，此事关乎贝州三万军民身家性命，更关乎史氏一族兴衰。今夜当细细计较。”
烛火一直燃到三更。
书房里摊着河北地图，史仁遇和张潜相对而坐，中间摆着那两封信，像两枚棋子。
“先说刘仁恭。”张潜手指点向幽州，“此人暴虐，去岁征发十万民夫修宫殿，死者三成。其子刘守光在沧州强纳民女，动辄屠戮异议者。若投他，短期内可得高官，但长远看……”他摇摇头，“伴暴君如伴猛虎，今日得宠，明日就可能因一言不合而族灭。”
史仁遇点头：“这个我清楚。但他兵强马壮，幽州军五万，沧州新附，也有万余。若我不从，他发兵来攻，贝州能守多久？”
“守不了一月。”张潜直言不讳，“但使君想过没有，刘仁恭为何不直接发兵，反而先来招降？”
“为什么？”
“因为他怕李烨。”张潜手指西移，点在魏州上，“李烨月前大破杨师厚，五千汴州精骑折损近半，此事已传遍河北。刘仁恭若强攻贝州，李烨绝不会坐视——贝州若失，魏博北门洞开。所以刘仁恭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用高官厚禄把使君拉过去，这样既得地，又免战。”
史仁遇若有所思：“那李烨呢？他许我继续镇守贝州，是真心的，还是权宜之计？”
“半真半假。”张潜沉吟道，“真在眼下：李烨正急着稳定魏博，又要筹备西进长安，确实需要有人替他守北门。假在将来：待他根基稳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过……”他顿了顿，“李烨此人，与刘仁恭不同。观他取魏博后，抚恤士卒，安顿流民，整顿吏治，是个做事的人。且他许使君‘一应官吏钱粮自决’，这是实权。相较刘仁恭的空头许诺，实在得多。”
“可李烨太年轻。”史仁遇仍有疑虑，“他才二十五六吧？这般年纪，能成多大气候？万一他败给朱温，或者西进长安失利，我岂不是跟着陪葬？”
张潜忽然笑了：“使君，正因为他年轻，才值得押注。刘仁恭五十多了，还能活几年？他儿子刘守光是什么货色，您也听说过。而李烨……”他压低声音，“魏州传来的消息，此人练兵有方，更兼善于用人。他提拔的那个匠人吕用，弄出了连弩和新甲，杨师厚就败在这上面。更重要的是，他得军心，也试着收民心——这在乱世，比十万大军还难得。”
史仁遇沉默良久，忽然问：“先生，若你是李烨，会如何待我？”
“先用，再观，最后定。”张潜缓缓道，“先用使君守贝州，观使君是否真心归附，观使君治政统军之能。若使君忠心可用，将来或真会委以方面之任；若有二心……”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李烨能从牙兵庶子走到今日，绝非心慈手软之辈。”
“那先生觉得，我该选谁？”
张潜站起身，郑重一揖：“此事当由使君自决。老朽只能说，选刘仁恭，是饮鸩止渴；选李烨，是风雪行路——路难走，但前方或许真有晴天。”
窗外传来梆子声，四更天了。
史仁遇揉着发胀的太阳穴，忽然问：“李烨的使者还在馆驿？”
“在。是个年轻文士，姓崔，说是魏州崔氏的旁支。”
“请他过来。”史仁遇下了决心，“但别声张，从侧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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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琰被引进来时，天边已泛鱼肚白。这年轻人不过二十出头，穿一袭半旧青衫，举止从容，进门先施礼：“魏州崔琰，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