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刺史杜牧写信给李德裕，信中说：“我曾经询问淮西的将领董重质，为什么朝廷出动大军，用了四年的时间都没能攻克淮西三州。董重质认为，这是因为朝廷征调的军队过于杂乱，外来的客军数量太少，既不能独自组成一支军队，作战时又必须依附于当地的驻军。这样的军队势力薄弱，军心不齐，所以经常导致战败灭亡。因此在战争的前两年，淮西的军队每战必胜，这是因为他们大量歼灭了外来的客军。等到两年之后，外来的客军已经消耗殆尽，淮西的军队只能和陈许、河阳的两支主力军作战。即使唐州的军队不能趁虚攻取蔡州城，蔡州的兵力也已经支撑不住了。当时朝廷如果命令鄂州、寿州、唐州的军队只负责守卫边境，不主动出击作战，只动用陈许、郑滑两道的主力军，再加上宣州、润州的两千名弩手，命令他们坚守险要的关隘，那么不出一年，就可以平定蔡州了。现在上党镇发动叛乱，情况和当年的淮西又有所不同。淮西割据叛乱将近五十年，那里的百姓习惯了叛乱带来的好处，看到叛乱的利益，叛乱的风气更加顽固，嚣张的气焰已经形成，自认为天下的军队都无法与自己抗衡。这种根深蒂固的割据势力，想要攻克确实很困难。而上党镇则不一样。自从安史之乱的叛军南下之后，上党镇的百姓不太愿意依附叛军。建中年间以后，上党镇的军队常常为了忠义而奋勇作战。因此，李抱真能够逼迫田悦，赶走朱滔，常常凭借这支孤立无援、处境艰难的军队，挫败河朔地区强横的叛军。从这件事就可以证明，上党镇的人心忠诚正直，风俗习惯专一，可以看得很清楚。刘悟去世后，刘从谏请求世袭节度使的职位，当时附和他的人，只有从郓州跟随他来的两千名中军士兵。恰逢宝历年间朝廷变故频繁，因此朝廷才将节度使的职位授予他。到现在才二十多年，上党镇的风俗习惯还没有改变，当年的旧臣还在。刘稹即使想要胁迫他们叛乱，他们也必定不会听从命令。现在成德、魏博虽然已经表示愿意效忠朝廷，但他们出兵讨伐，也不过是围攻一座城池、攻打一个堡垒，俘虏一些老人和小孩罢了。如果朝廷命令河阳的一万大军修筑营垒，堵塞天井关的关口，高筑营垒、深挖壕沟，不与叛军交战。只动用忠武的全部军队，再加上青州的五千名精锐士兵、宣州和润州的两千名弩手，径直攻打上党镇，不出几个月，就必定能够捣毁刘稹的巢穴！” 当时李德裕正在部署平定泽潞镇的策略，也采纳了杜牧的一些建议。
武宗虽然表面上尊重宠幸仇士良，内心却十分猜忌憎恶他。仇士良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辞去禁军的职务，担任闲散的官职。武宗下诏任命他为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
李德裕对武宗说：“议论这件事的人都说刘悟曾经为朝廷立下功劳，不应该急于诛杀刘稹，应该保全朝廷对刘家的恩德和礼遇。恳请陛下下令召集文武百官商议这件事，以此来顺应民心。” 武宗说：“刘悟又有什么功劳呢！当年他不过是迫于形势，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才归降朝廷的，并非出自本心想要报效国家。即使他真的立下功劳，他们父子担任将相二十多年，朝廷对他们的回报已经足够丰厚了，刘稹凭什么还要再要求世袭节度使的职位呢！朕认为，凡是立下功劳的人，朝廷应当给予显赫的奖赏；凡是犯下罪行的人，也不可以苟且赦免。” 李德裕说：“陛下的这番话，确实抓住了治理国家的关键。”
五月，李德裕上奏说，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李宗闵和刘从谏相互勾结，不应该让他留在东都洛阳。戊戌日，朝廷任命李宗闵为湖州刺史。
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率领三千名步兵和骑兵，驻守在万善镇；河东节度使刘沔率领两千名步兵和骑兵，驻守在芒车关，另外派遣一千五百名步兵驻扎在榆社；成德节度使王元逵率领三千名步兵和骑兵，驻守在临洺镇，出兵攻打尧山；河中节度使陈夷行率领一千名步兵和骑兵，驻守在翼城县，另外派遣五百名步兵增援冀氏县。辛丑日，武宗下诏，削夺刘从谏和他的儿子刘稹的官爵，任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任命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命令他们和陈夷行、刘沔、王茂元合力讨伐刘稹。在此之前，河北地区的藩镇如果有节度使去世、将士拥立继承人的情况，朝廷必定会先派遣吊祭使，然后再派遣册赠使、宣慰使，相继前往藩镇，商议军情。如果确实不能授予节度使的旌节和符钺，就另外任命继承人一个官职。等到军中将士拒不服从朝廷的命令，然后朝廷才出兵讨伐。所以通常会拖延半年的时间，军中得以修缮防御工事，做好充分的准备。到这个时候，宰相也想要暂且派遣使者前往昭义镇，开导晓谕刘稹。武宗当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