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就理屈词穷。如果有奇才异能，在朕难道会吝惜提拔？朕看到从以前以来，事情只是这样，所以近来不多随便接见人，也不是厌倦接纳。你应当深深体会这个意思。”陆贽认为君主统治臣下，应当以诚信为本。进谏的人虽然言辞粗俗笨拙，也应当宽容以广开言路，如果用威势震慑，用辩才折服，那么臣下怎敢畅所欲言，于是又上疏，大略说：“天子之道，与天同道，天不因为地上有恶木而停止生长万物，天子不因为时代有小人而废弃听取谏言。”又说：“只有信与诚，一旦失去就无法弥补。一旦不诚心，就无法保有民心；一旦不守信，言论就无法推行。陛下所说的因为失去诚信而导致祸患，臣私下认为这话错了。”又说：“用智谋驾驭人就会使人欺诈，对人表示怀疑就会使人苟且。上面怎么做下面就会跟着做，上面给予什么下面就会回报什么。如果自己不尽诚心而希望别人尽诚，众人一定会懈怠而不服从。以前不诚心而说以后诚心，众人必然怀疑而不相信。由此可知诚信之道，不能片刻离身。希望陛下谨慎持守并更加努力实行，恐怕不能把它作为后悔的事！”又说：“臣听说仲虺赞扬成汤，不称赞他没有过失而称赞他改正过失；吉甫歌诵周宣王，不赞美他没有缺点而赞美他弥补缺点。这说明圣贤的意图明白显着，只以能改正过失为能，不以没有过失为贵。因为人的行为，必定有过错失误，上智下愚，都在所难免，聪明的人改正过失而趋向善，愚昧的人耻于认错而坚持错误；趋向善则德行日新，坚持错误则恶行积累。”又说：“谏官不能保密而自夸，确实不够忠厚，但对于圣德固然也无损。陛下如果采纳谏言不违背，那么传播出去正好足以增加美名；陛下如果违背谏言不采纳，又怎能禁止它不外传！”又说：“夸大的言辞没有验证不必采用，朴实的言辞合理不必拒绝。言辞笨拙而见效快的未必愚蠢，言语动听而利益重大的未必聪明。这些都要用事实来考核，考虑到最终结果，选用没有别的标准，只在于是否得当。”又说：“陛下所说的‘近来看到奏对议论政事都是雷同、道听途说的’。臣私下认为众多的议论，足以反映人情，一定有可行的，也有可畏的，恐怕不应该一概轻蔑而不予省察采纳。陛下又说‘试着加以质问，立即就理屈词穷’的，臣认为陛下虽然使他们理屈词穷但并未使他们理屈，能使他们口服但未必能使他们心服。”又说：“做臣下的没有不愿尽忠的，做君主的没有不想治国的。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主不治国，君主常常苦于臣下不尽忠。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上下之情不通。下情没有不想上达君主的，上情没有不想下知臣下的，然而臣下常常苦于上情难达，君主常常苦于下情难知。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九种弊端没有去除。所谓九种弊端，君主有六种，臣下有三种：喜欢胜过别人，耻于听到过错，炫耀辩才，自以为聪明，厉行威严，恣意刚愎，这六种是君主的弊端；谄媚阿谀，瞻前顾后，畏惧怯懦，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端。君主好胜必然爱听花言巧语，君主耻过必然忌讳直言劝谏，这样臣下中谄媚阿谀的人就会顺从旨意而忠诚实在的话就听不到了。君主炫耀辩才必然打断别人的话而用言语折服人，君主自以为聪明必然主观臆测而猜疑别人欺诈，这样臣下中瞻前顾后的人就会只求便利而切磋琢磨的言辞就不会全说了。君主厉行威严必然不能放下架子待人接物，君主恣意刚愎必然不能引咎自责接受规劝，这样臣下中畏惧怯懦的人就会逃避罪责而情理之言就不能申述了。以地域的广大，生灵的众多，宫廷的重重深邃，尊卑的阻隔，从百姓贤人往上，能见到天子容光的，超过亿万人中没有一个；在能见到的人中得以交谈议政的，又是千万人中不到一个；有幸得以交谈的人，还有九种弊端在其中，那么上下之情能够沟通的就很少了。上情不能通于下就会使人迷惑，下情不能通于上就会使君主猜疑。君主猜疑就不会接受臣下的忠诚，臣下迷惑就不会听从君主的命令。忠诚不被接受就会以悖逆来回应，命令不被听从就会加以刑罚。臣下悖逆，君主用刑，不败亡还等什么！这使得混乱多而治世少，自古如此。”又说：“过去赵武言语迟钝而成为晋国贤臣，绛侯周勃质朴而不善言辞而成为汉朝开国元勋。然而能言善辩的人所说的事情未必可信，言辞拙劣的人所说的道理未必无理。人难以了解，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事，怎能凭一次责问就认为已经尽其才能了呢！用这种方法考察天下民情，必然多有失实；用这种方法轻视天下士人，必然会有遗漏的人才。”又说：“进谏的人多，表明我能喜好谏言；进谏的人直率，显示我能宽容；进谏的人狂妄诬罔，说明我能宽恕；进谏的人泄露机密，彰显我能听从。有其中一种，都是盛德。这就是君主与进谏者互相受益的道理。进谏的人有得到爵位赏赐的利益，君主也有获得治国安邦的利益；进谏的人得到进献良策的美名，君主也得到采纳良策的美名。然而进谏的人可能有失当之处而君主没有不美之处，只唯恐正直的言论不恳切，天下人不知道，这样采纳谏言的德行就光大了。”皇上大多采纳了他的建议。

    李怀光按兵不动，多次上表公开揭露卢杞等人的罪恶。舆论哗然，也都归罪于卢杞等人。皇上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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