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卯（二十三日），改封郴王李逾为丹王，鄜王李遘为简王。
庚午（二十六日），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頔与吐蕃使者论剌没藏从青海返回，说边界已经划定，请求送区颊赞回国。秋季，七月，甲申（初十），任命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壬辰（十八日），下诏命令各位将相与区颊赞在城西会盟。李揆有才能声望，卢杞厌恶他，所以派他出使吐蕃。李揆对皇上说：“我不怕远行，只怕死在路上，不能完成传达诏命的使命！”皇上听了很同情，对卢杞说：“李揆恐怕太老了吧！”卢杞回答说：“出使远方的夷狄，非熟悉朝廷旧事的人不可。况且李揆去了，那么今后比李揆年轻的人，就不敢推辞远行了。”
八月，丁未（初四），李希烈率兵三万在襄城包围哥舒曜，下诏命令李勉及神策军将领刘德信率兵救援。乙卯（十二日），李希烈的部将曹季昌献出随州投降，不久又被他的部将康叔夜杀死。
当初，皇上在东宫时，听说监察御史嘉兴人陆贽的名声，即位后，召他担任翰林学士，多次询问朝政得失。当时两河战事长久不能解决，赋税徭役日益增多，陆贽认为军队困乏，百姓穷苦，担心另外发生内部变乱，于是上奏，大略说：“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选得合适；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用人大权。将领不合适，士兵虽多也不足依靠；失去用人大权，将领虽有才干也不为所用。”又说：“将领不能指挥士兵，国家不能驾驭将领，不仅有耗费财力、姑息寇盗的弊端，也会有不能控制终将自焚的灾祸。”又说：“如今两河、淮西叛乱的首领，不过是四五个凶徒罢了。尚且担心他们中也许有人是偶然受牵连失误，内心怀有危惧疑虑。仓促间失去主意，形势使他们不能停止叛乱。何况其余的部众，大概都是被迫胁从，如果知道能保全性命，怎会愿意作恶！”又说：“不解除眼前的忧患，也许就会兴起意外的祸患。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利，是百姓的核心。他们的核心受到伤害，他们的根本就会受伤；根本受伤，那么枝干就会倾覆凋零了。”又说：“人心动摇不得安宁，事变的发生难以预测，所以用兵贵在拙而速，不崇尚巧而迟。如果不从根本求安定而致力于补救细枝末节，那么补救的做法，正是祸患兴起的根源。”又论述关中的形势，认为：“君主积蓄威势以昭示德行，偏废一方就会危险；掌握重兵以驾驭轻兵，倒持权柄就会悖乱。京畿地区，是天下的根本。太宗设置府兵，分属禁卫，总共大约八百多所府兵，而在关中的就差不多有五百所。全国兵力敌不过关中一半，那么掌握重兵驾驭轻兵的意义就很明白了。太平日子渐久，武备逐渐衰微，虽然府兵制度尚存但士兵战车很少训练。所以安禄山窃取倒持的权柄，凭借外部兵力雄厚的条件，一举叛乱滔天，两京失守。还依赖西边有军队，各牧监有马匹，每州有粮食，所以肃宗能够中兴。乾元年间以后，相继有外患，调动全部军队东讨，边防空虚，禁卫军也空虚，吐蕃乘虚而入，深入侵犯，所以先皇帝无法抵御，避往东方。这都是失去掌握重兵驾驭轻兵的权柄，忘记深根固本的考虑。内有贼寇则汧山、函谷关天险丧失，外敌入侵则汧水、渭水流域成了战场。在这个时候，即使有各地的军队，怎能解救一时的祸患，陛下追想起这些，难道不为之寒心吗！如今朔方、太原的军队，远在崤山以东；神策六军的军队，相继出关作战。倘若有贼臣引诱敌寇，狡猾的胡虏窥伺边境，伺机乘虚，稍稍侵犯边防，这是臣私下所担忧的。不知陛下将用什么来抵御！我私下听说讨伐叛乱初期，议论者大多轻视这件事，都说只要征讨无须实战，兵役不超过时限，估计兵力不需太多，预计费用不会太广，对国事没有干扰，对百姓不算劳苦；竟不料战事接连，祸患牵连，变故难以预测，日积月累，渐渐背离最初的打算。往年被天下人视为祸患，都说除掉他们就可以达到太平的，是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这些人。往年被国家所信任，都说任用他们就可以消除祸乱的，是朱滔、李希烈这些人。随后李正己死了，李纳继立；李宝臣死了，李惟岳继立；梁崇义死了，李希烈反叛；李惟岳被杀，朱滔又离心。既然如此，那么往年所视为祸患的，四股已去掉三股了，而祸患竟然不减；往年所信任的，现在却自己反叛了，而剩下的又难以保证。由此可知国家的安危在于形势，办事的成功与否在于用人。如果形势安定，那么异族也会同心；如果形势危急，那么同船之人也会成为敌人。陛下怎能不追思往事，革新宏图，修复偏废的权柄以安定人心，恢复倒持的权力以巩固国家！却反而孜孜不倦，殚精竭虑，屈从于没完没了的需求，期望难以必成的功效呢！如今关辅之间，征发已经太多，宫苑之内，警卫并不周全。万一将帅之中，又有人像朱滔、李希烈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