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君集俘虏高昌王麹智盛以及他的文武大臣、豪门望族，班师回朝。至此，唐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西至焉耆，南抵林邑，北达大漠，全都设置为州县，总计东西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宽一万九百一十八里。
侯君集讨伐高昌的时候，曾经派遣使者约请焉耆国与唐军合力夹击高昌，焉耆国王十分高兴，听从了侯君集的命令。等到高昌被攻破之后，焉耆国王亲自来到军营门前拜见侯君集，并且说焉耆国的三座城池先前被高昌国侵占。侯君集上奏朝廷，将高昌国掳掠的焉耆百姓全部遣送回国。
冬季十月甲戌日，荆王李元景等人再次上表请求举行封禅大典，太宗没有准许。
起初，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因事获罪，被囚禁在狱中。鲁宁自恃官位高，辱骂陈仓县尉、尉氏人刘仁轨，刘仁轨用杖将他打死。岐州的官员将此事上报朝廷，太宗大怒，下令将刘仁轨斩首，怒气仍然没有平息，说：“一个小小的县尉，竟敢杀死我的折冲都尉！” 太宗下令将刘仁轨押送到长安，当面责问他。刘仁轨说：“鲁宁当着臣治下百姓的面，如此侮辱臣，臣实在是愤怒至极，才将他杀死。” 说话的时候，神色自若。魏征当时正在太宗身边侍奉，说：“陛下知道隋朝灭亡的原因吗？” 太宗说：“是什么原因？” 魏征说：“隋朝末年，百姓强横，欺凌官吏，就像鲁宁这样的人就是如此。” 太宗听后十分高兴，提拔刘仁轨为栎阳县丞。
太宗将要驾临同州狩猎，刘仁轨上书说：“今年秋季粮食大丰收，百姓收割的粮食还不到十分之一二，如果让他们供应陛下狩猎的事务，整治道路，修缮桥梁，动不动就要耗费一两万个工日，实在是妨碍农事。希望陛下暂时推迟出巡的日期，等十天左右，让百姓收割完毕，这样对公对私都有好处。” 太宗赐予刘仁轨盖有御玺的诏书，称赞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之后，升任刘仁轨为新安县令。闰十月乙未日，太宗驾临同州；庚戌日，返回宫中。
丙辰日，吐蕃赞普派遣他的宰相禄东赞入朝，进献黄金五千两以及数百件珍贵的玩赏物品，请求通婚。太宗答应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
十一月甲子朔日，恰逢冬至，太宗在南郊举行祭祀大典。当时朝廷使用的《戊寅历》将癸亥日定为朔日，宣义郎李淳风上表说：“古代的历法，划分日期是从子时的一半开始的，今年甲子日是朔日，同时又是冬至，但前任太史令傅仁均在制定历法时，减去的余数稍多，将子时的开始定为朔日，于是产生了三刻的误差，违背了上天运行的规律，请求重新加以考定。” 大臣们商议后认为，傅仁均制定的历法在朔日的计算上略有偏差，李淳风的推算校勘则更为精密，请求按照李淳风的建议修改历法，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
丁卯日，礼部官员上奏请求为高祖父母服齐衰五个月，为嫡子的妻子服丧一年，为嫂子、小叔子、弟弟的妻子、丈夫的兄长、舅舅服小功服；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
丙子日，文武百官再次上表请求举行封禅大典，太宗下诏准许。太宗又命令各位儒士详细制定封禅的礼仪制度，任命太常卿韦挺等人为封禅使。
司门员外郎韦元方为宦官办理过关凭证时，拖延迟缓，宦官将此事上奏太宗。太宗大怒，将韦元方贬为华阴县令。魏征劝谏说：“帝王震怒，不能轻易发作。此前因为一个宦官，陛下就连夜下达敕令，处理此事如同军机要务一般，谁能不感到惊骇！何况宦官这类人，自古以来就难以调教，他们言语轻率，容易滋生祸患，让他们独自出使远方，实在是很不合适，这种做法的苗头不能助长，陛下应当格外谨慎。” 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
尚书左丞韦悰核查司农寺购买的木材，发现官价高于民间的价格，于是上奏朝廷，弹劾司农寺官员隐瞒钱财。太宗召见大理卿孙伏伽，命令他审理司农寺官员的罪行。孙伏伽说：“司农寺的官员没有罪。” 太宗感到奇怪，询问其中的缘故，孙伏伽回答说：“正是因为官府购买木材的价格高，所以民间的木材价格才会低。如果官府购买木材的价格低，那么民间的木材价格就没有理由会低了。臣只看到司农寺的官员识大体，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过错。” 太宗恍然大悟，屡次称赞孙伏伽说得好，回头对韦悰说：“你的见识和才能，比孙伏伽差远了。”
十二月丁酉日，侯君集在观德殿向太宗献上俘虏。朝廷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