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 637 年）
五月，壬申日，魏征上奏疏，认为：“陛下想要行善的志向，比不上从前；听到过失必定改正的态度，也比往日稍有欠缺；谴责惩罚的事情逐渐增多，威严愤怒的神色稍稍严厉。由此可知，身处显贵之位，不期然就会滋生骄纵之心；手握丰厚财富，不期然就会养成奢侈之习，这并非虚言啊。况且拿隋朝的府库储备、粮仓积蓄、户口数量、军队规模的强盛来和如今对比，哪里能够相提并论呢！然而隋朝因为富强而肆意妄为，最终走向危亡；我朝因为势单力薄而保持清静，反而得以安定。国家安危存亡的道理，明明摆在眼前。从前隋朝还没有动乱的时候，君臣都自以为必定不会发生动乱；在它还没有灭亡的时候，又都自以为必定不会灭亡。所以赋税徭役无穷无尽，征战讨伐接连不断，直到灾祸降临到自己身上，还没有醒悟过来。照镜子，没有比静止的清水更清晰的；借鉴失败的教训，没有比前朝的覆亡更深刻的。希望陛下能够以隋朝的灭亡为借鉴，戒除奢侈，奉行俭约，亲近忠臣，疏远奸佞，趁着如今天下太平无事，践行往日的恭谨俭朴，那么国家就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实在是无可挑剔啊。夺取天下确实困难，守住天下却相当容易，陛下既然能够攻克夺取天下的难关，难道还不能守住这容易的天下吗！”
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去世。温彦博长期执掌朝廷机要事务，凡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的。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温彦博因为忧心国事，精力耗尽，我看到他身体状况不佳，已经有两年了，遗憾的是没能让他过上安逸的日子，竟然让他过早地耗尽了天年！”
丁巳日，太宗驾临明德宫。
己未日，太宗下诏，命令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位亲王所担任的刺史职位，都准许由他们的子孙世袭。戊辰日，太宗又任命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准许子孙世袭，除非犯下重大过失，不得罢免他们的职位。己巳日，太宗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秋季，七月，癸未日，天降大雨，谷水、洛水暴涨，洪水涌入洛阳宫，冲毁官署衙门与百姓住宅，淹死的人有六千多。
魏征上奏疏，认为：“《文子》上说：‘同样的话语，有人能够相信，是因为说话人的诚信已经先摆在了言语之前；同样的政令，有人能够遵行，是因为发布政令者的诚意已经超出了政令本身。’自从陛下推行王道，政治清明，至今已有十多年了，然而道德教化却未能普及天下，原因就在于陛下对待臣下的态度，还没有做到完全的诚实守信。如今确立政令、实现大治，必定要委托给君子；但遇到事情的得失利弊，有时却要去询问小人。陛下对待君子，表面上尊敬，实际上却很疏远；对待小人，表面上轻视，实际上却很亲近。亲近小人，那么小人就会说话毫无顾忌；疏远君子，那么君子的心意就无法上达天听。那些中等才智的人，难道会没有一点小聪明吗！然而他们的才能不足以治理国家，思虑不足以谋划长远，即使竭尽心力，满怀诚意，还是难免会招致失败；更何况那些心怀奸邪的小人，他们带来的祸患难道不更深重吗！即使是君子，也不可能没有微小的过失，只要这些过失不危害正道，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既然已经称他们为君子，却又怀疑他们不守信用，这和树立一根笔直的木头，却又怀疑它的影子是弯曲的，有什么区别呢！陛下如果真的能够慎重选拔君子，用礼节对待他们，信任重用他们，还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吗！否则的话，国家危亡的日子，就难以保证了。” 太宗亲手写下诏书，褒奖赞美魏征说：“从前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心志变得骄傲懈怠，何曾身居三公的高位，却不能直言进谏，反而私下里对子孙说自己如何明智，这是最大的不忠。得到你的劝谏，朕才知道自己的过错。应当把你的奏疏放在书桌案头，用它来当做时时警醒自己的弦、韦。”
乙未日，太宗的车驾返回洛阳，下诏说：“洛阳宫被洪水毁坏的部分，稍加修缮，能够住人就可以了。其余多余的建筑材料，都用来供给城中修缮毁坏房屋的百姓。命令文武百官各自呈上密封的奏章，尽情指出朕的过失。” 壬寅日，太宗下令废弃明德宫以及飞山宫的玄圃院，将这些地方的建筑材料分发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八月，甲子日，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呈上密封奏章的人，都抱怨朕游猎过于频繁；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军备却不可忘记，朕时常和身边的人在后宫苑囿中打猎，没有一件事烦扰百姓，这又有什么妨害呢！” 魏征说：“古代的帝王，只怕听不到自己的过失。陛下既然让大臣们呈上密封奏章，就应该任由他们畅所欲言。如果他们的话有可取之处，固然对国家有益；如果没有可取之处，也没有什么损害。” 太宗说：“你说得对。” 于是都慰劳了这些上书的大臣，然后让他们离去。
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及汉朝，统治天下时间长的有八百年，短的也不少于四百年，这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