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辛亥日，炀帝返回长安。
癸丑日，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出海寻访异国风俗，到达流求国后返回。
当初，云定兴、阎毗因谄媚侍奉太子杨勇而获罪，与妻子儿女都被没入官府为奴婢。炀帝即位后，大兴土木，听说他们有巧思，就召见他们，让他们负责工程事务，任命阎毗为朝请郎。当时宇文述当权，云定兴用缀有明珠的帐子贿赂宇文述，并用奇装异服和新奇音乐来讨好宇文述；宇文述非常高兴，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炀帝将要进行四方征伐，大规模制造兵器，宇文述推荐云定兴可以监督制造，炀帝同意了。宇文述对云定兴说：“兄长所制造的兵器等物，都合乎皇上的心意，但未能得到官职，是因为长宁王兄弟（杨勇的儿子们）还没有死啊。”云定兴说：“这些没用的东西，为什么不劝皇上杀了他们呢。”宇文述于是上奏：“房陵王（杨勇）的几个儿子年龄都已长大，如今皇上要兴兵征讨，如果让他们随从圣驾，则难以掌管；如果留在一个地方，又怕不妥当。总之没什么用处，请皇上早日处置。”炀帝认为有理，于是用毒酒毒死了长宁王杨俨，将他的七个弟弟分别流放到岭南，并派密使在路上将他们全部杀害。襄城王杨恪的妃子柳氏自杀以殉杨恪。
夏季，四月，庚辰日，炀帝下诏打算安抚河北，巡视赵、魏之地。
牛弘等人制定新律完成，共十八篇，称为《大业律》；甲申日，开始颁布施行。百姓早已厌恶严刑峻法，对宽政感到欣喜。但后来征发徭役繁多，百姓不堪承受。有关部门往往临时胁迫以求成事，不再依据律令了。旅骑尉刘炫参与修订律令，牛弘曾从容地问刘炫：“《周礼》记载官员多而府史（佐吏）少，如今我们的令史（低级文吏）人数比前代多出百倍，减少了又办不成事，这是什么缘故？”刘炫说：“古人任用官员，责成其完成任务，年终考核优劣，案卷不必反复核查，文书不求详尽琐碎，府史的职责，只是掌握要点而已。如今的文书案卷，总是担心被复查，如果推究审理不够周密，就会追查万里之外、百年以前的旧案。所以谚语说：‘老吏抱着案卷而死。’事务繁多、政令弊端，原因就在于此。”牛弘说：“北魏、北齐的时候，令史们很从容，如今却忙得无暇安宁，这是为什么？”刘炫说：“从前各州只设置主要官员（如长史、司马），郡设太守、丞，县设县令而已。其余下属僚佐则由长官自行征召，接受任命赴任，每州不过几十人。如今则不然，大小官员，全由吏部任命，一丝一毫的迹象，都归考功司核查。与其减省官员不如减省事务，事务不省却希望官员从容，怎么可能呢！”牛弘认为他说得好却不能采纳。
壬辰日，改州为郡；改度量衡制度，全部依照古式。改上柱国以下官名为大夫；设置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省合为五省；增设谒者台、司隶台，与御史台合为三台；从太府寺分出少府监，与长秋、国子、将作、都水监合为五监；又增改左、右翊卫等为十六府；废除伯、子、男爵位，只保留王、公、侯三等。
丙寅日，炀帝车驾北巡；己亥日，停驻在赤岸泽。五月，丁巳日，突厥启民可汗派他的儿子拓特勒来朝见。戊午日，征发河北十多个郡的丁男开凿太行山，直达并州，以开通驰道。丙寅日，启民可汗派他哥哥的儿子毘黎伽特勒来朝见。辛未日，启民可汗派使者请求亲自入塞迎接皇帝车驾，炀帝没有允许。当初，隋文帝受禅后，只建立四亲庙，同在一殿而分室祭祀而已。炀帝即位后，命令有关部门讨论七庙制度。礼部侍郎代理太常少卿许善心等人奏请为太祖（杨忠）、高祖（杨坚）各建立一殿，按照周代文王、武王二祧之例，与始祖庙合为三庙，其余祖先则分室祭祀，遵从亲庙依次迁毁的古礼。到这时，有关部门请求按以前的建议，在东京建立宗庙。炀帝对秘书监柳辩（按：此处应为柳辩，或作柳彧之子柳调，但《资治通鉴》作柳辩，待考）说：“如今始祖庙和二祧庙已经具备，后世子孙把我放在哪里呢？”六月，丁亥日，下诏为高祖单独建庙，并按照每月祭祀的礼仪。但不久因为忙于巡幸之事，最终没有建立。
炀帝经过雁门，雁门太守丘和进献的食物非常精美；到了马邑，马邑太守杨廓唯独没有进献，炀帝不高兴。于是任命丘和为博陵太守，并让杨廓到博陵观看丘和的做法以为标准。从此炀帝所到之处，地方官竞相进献丰盛奢侈的食物。
戊子日，车驾停驻在榆林郡。炀帝想北出塞外炫耀武力，取道突厥境内，直抵涿郡，又怕启民可汗惊慌恐惧，先派武卫将军长孙晟去传达旨意。启民可汗接旨后，便召集所属各部奚、梗o矗扞俗忠晌“霫”或“契丹”之属的异体）、室韦等酋长数十人齐集。长孙晟看到启民可汗的牙帐中杂草丛生，想让启民亲自清除，以示各部落，显示天子的威严，就指着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