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宏在京城有几十处府邸宅院，他放高利贷（“悬钱”），立下券契，常常用借钱人的田宅、邸店作为抵押在上面写明契约，一旦期满，就把借券的主人赶走，夺取他们的住宅。京城和东部地区的百姓，因此失业的不止一家。高祖后来知道了这个情况，下令禁止这种抵押券契再用来驱赶夺宅，从这时开始。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昺，很有风骨和魄力，深受高祖器重，军队和国家大事都和他商议决定，任命他为安右将军，监扬州。萧昺认为自己超越了亲疏次序（非皇帝至亲）而担任扬州长官，流着泪诚恳地推让，高祖不允许。他在扬州尤其以明察善断着称，发布的命令严肃整齐。
辛巳（二十三日），梁朝任命萧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乙酉（二十七日），又让他以中军将军的官号行司徒（代理司徒）之职。
臣司马光评论说：萧宏作为将领则使全军覆没，作为臣子则涉嫌大逆不道，高祖饶恕他的死罪已经可以了。几十天之内，又重新让他位列三公，从兄弟的恩情来说确实深厚，但帝王的法度究竟在哪里呢！
当初，洛阳有汉代建立的《三字石经》，虽然多次经历战乱，却一直没有损失。等到北魏冯熙、常伯夫相继担任洛州刺史，拆毁石经用来修建佛寺精舍，（石经）于是大致坍塌散落，留下来的部分丢弃在杂草丛中，僧侣和俗人随意拿取。侍中兼国子祭酒崔光请求派遣官员看守，命令国子博士李郁等人修补残缺的部分，胡太后答应了。正遇上元叉、刘腾作乱，事情就被搁置了。
秋季，七月，北魏河州羌人却铁忽反叛，自称水池王；朝廷下诏任命主客郎源子恭为行台去讨伐他。源子恭到达河州，严格命令州郡和各军不得侵犯百姓任何财物，也不得轻易与叛贼交战，然后（对叛贼）展示威严与恩德，使他们知道悔改和畏惧。八月，却铁忽等人相继前来向源子恭投降，从头到尾不到二十天。源子恭是源怀的儿子。
北魏宦官刘腾，不识字，却很有奸谋，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意。胡太后因为他对自己的保护之功，多次升迁他的官职直到侍中、右光禄大夫，于是他开始干预政事，收受贿赂替人求取官职，没有办不成的。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担任定州刺史，以贪婪放纵闻名，等他被免去州刺史回京后，太后下诏说：“元琛在定州，只是没有把中山宫（后燕故宫，指代定州所有宝物）搬来，其他的没有他不想拿的，怎么可以再任用呢！”于是把他废黜在家。元琛就请求给刘腾做养子，贿赂刘腾的金银财宝数以万计。刘腾替他在太后面前说情，得以兼任都官尚书，出任秦州刺史。恰逢刘腾病重，太后想在他活着的时候让他显贵。九月，癸未朔（初一），任命刘腾为卫将军，加授仪同三司。
北魏胡太后因为天象有异常变化，想用崇宪高太后来承担这个灾祸（指让她替死）。戊申（二十六日）夜晚，高太后突然去世；冬季，十月，丁卯（十五日），用安葬尼姑的礼仪将她葬在北邙山，谥号为顺皇后。百官穿着单衣，头戴邪巾（丧服）送葬到墓地，丧事完毕后就脱去了丧服。
乙亥（二十三日），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
北魏胡太后派遣使者宋云与比丘（和尚）惠生到西域寻求佛经。司空任城王元澄上奏说：“过去高祖迁都时，规定城内只允许设置僧寺、尼寺各一座，其余的都放在城外；这是因为僧俗归宿不同，想让他们清净地居住在尘世之外的缘故。正始三年（506年），沙门统（僧官）惠深，开始违背以前的禁令，从此那道诏书被搁置不再执行，私下建造寺庙的越来越多，都城之中，寺庙超过五百座，侵占抢夺百姓的住宅，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屠宰、卖酒等污秽的行业，与寺庙紧挨着混杂居住。过去代北有法秀作乱，冀州有大乘教叛乱。太和、景明年间（孝文帝、宣武帝时）的制度，不只是为了让僧俗有别，也是为了防微杜渐。从前如来佛祖宣讲教义，大多依靠山林，现在的僧徒，却留恋城市，正是被利欲所诱惑，不能自我控制，这是佛门的糟粕，佛祖教法中的社鼠（寄生于国家宗庙的老鼠，喻指危害国家的奸人），既是佛教内部戒律所不容，也是国家法律所应共同抛弃的。我认为都城内寺庙尚未建成、可以迁移的，应该都迁移到外城郭以外，僧侣不足五十人的小寺庙，合并到大的寺庙里；外州也依照这个标准执行。”诏书批准了这个建议，但最终没能实行。
这一年，北魏太师元雍等人上奏说：“盐池是上天的宝藏，用来滋养众生，先朝对它实行官府专卖的禁令，也不是随便要与小民争利。只是因为利益出自天然的水池，取用没有法度，有的被豪强贵戚垄断守护，有的被靠近盐池的居民吝啬地把守，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