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武皇帝中太康五年（甲辰年，公元284年）
春季，正月，己亥日，有两条青龙出现在武器库的井中。晋武帝观看后，面有喜色。百官将要庆贺，尚书左仆射刘毅上表说：“从前有龙降在夏朝宫廷，最终成为周朝的祸患。《易经》说‘潜龙勿用，阳气潜藏未发’。查考旧典，没有庆贺龙的礼仪。”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当初，陈群认为吏部不能审核天下的士人，所以命令各郡国各自设置中正（官名），州设置大中正，都选用本地人在朝廷任职、德才兼备的人担任，让他们按等级评定士人为九品，如果有言行显着的就提升，道德有亏缺的就降级，吏部依据这个品级来补授百官。这个制度实行久了，有些中正并不称职，奸邪弊端日益滋生。刘毅上疏说：“如今设立中正，评定九品，品级高低全凭个人好恶，荣辱大权握在手中，操纵君主的威福，夺取朝廷的权威。在公，他们不负考核不实的责任；在私，他们没有被告发攻讦的顾忌。他们百般钻营，想尽办法拉关系，廉洁谦让的风气消失了，争执诉讼的习俗形成了，臣私下为圣朝感到羞耻！中正的设立，对政治有八种损害：品级高低取决于门第强弱，是非判断随着对方兴衰而变化。同一个人，十天之内评价就可能不同。上品没有出身寒门的人，下品没有世家大族的子弟。这是第一种损害。设置州中正（州都），本意是选取州里舆论一致推服的人，用以统一不同意见。现在却加重其职责而轻视其人选，使得相互矛盾的议论在州里横行，猜忌仇怨在大臣中结下。这是第二种损害。原本设立品级的标准，将人分为九品，是说才能品德有优劣，辈分资历有前后。现在却使优劣颠倒，前后错乱。这是第三种损害。陛下赏善罚恶，无不依法裁断，唯独设置中正，把一国的重任交给他，却没有防止他滥用权力的赏罚措施，又禁止别人控告申诉，使他得以恣意妄为，无所顾忌。那些受冤枉的人，心怀怨恨，无处上达。这是第四种损害。一国的士人，多的数以千计，有的流落异乡，有的在他乡谋生，中正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何况了解他们的才能！而中正无论认识不认识，都要评定品级，写评语。他们搜集赞誉来自官府衙门，采纳诽谤来自流言蜚语。只凭自己了解，就有不认识的弊病；听取别人意见，又有偏听偏信的偏差。这是第五种损害。大凡寻求人才，是想用来治理百姓。现在担任官职有政绩的人反而评为低品，在官位没有政绩的人反而获得高品。这就是压制有实际功劳的人而推崇徒有虚名的人，助长浮华之风而废弃考核政绩。这是第六种损害。官职不同，所需人才也不同；事务不同，所需能力也不同。现在不说明某人才能适合什么职务，而只按九品来评定。如果按品级取人，所选的可能并非其才能所长；如果按其具体才能（评语）取人，又受到其品级的限制。结果只是空谈一番，品级与评语互相矛盾。这是第七种损害。评为下品不说明其罪过，评为上品不列举其善行，各凭中正个人爱憎，培植私党。天下人怎能不放松德行修养而专心于钻营人际关系呢？这是第八种损害。由此看来，职务名为中正，实为奸邪的官府；事情名为九品，却有八种损害。古今政治的失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愚臣认为应当废除中正，撤销九品，抛弃曹魏的弊法，重新制定一代好制度。”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也上疏说：“曹魏继承丧乱之后，人才流离迁徙，无法详细考察，所以设立九品制度，姑且作为一时选拔人才的依据。现在九州统一，教化方兴，臣等认为应当扫除这些细枝末节的规定，一律采用土断法（以现居地为准），自公卿以下，以现居住地为籍贯，不再保留远居他乡的户籍。完全废除中正九品制度，使推举贤才，都依据乡里的舆论。这样，浮华竞争自然会平息，人们也会各自致力于自身修养了。”始平王（司马玮）的文学（官名）、江夏人李重上疏，认为：“九品废除后，应当先允许自由迁徙，听任人们相互投靠聚居，这样土断之法才能真正实行。”武帝虽然认为他们的意见很好，但最终没能改革。
冬季，十二月，庚午日，大赦天下。
闰月，当阳成侯杜预去世。
这一年，塞外匈奴胡太阿厚率领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前来投降，晋武帝将他们安置在塞内西河地区。
撤销宁州并入益州，设置南夷校尉管辖该地区。
世祖武皇帝中太康六年（乙巳年，公元285年）
春季，正月，尚书左仆射刘毅退休，不久去世。
戊辰日，任命王浑为尚书左仆射，王浑的儿子王济为侍中。王浑的主事官员处理事务不当，王济依法制裁他。王济的堂兄王佑，一向与王济不和，趁机诋毁王济不能容他父亲，武帝因此疏远王济，后来王济因事获罪被免官。王济生性豪奢，武帝对侍中和峤说：“我要骂王济一顿再给他官做，怎么样？”和峤说：“王济才智出众性情豪爽，恐怕不会屈服。”武帝于是召见王济，严厉责备他，然后说：“知道惭愧了吗？”王济说：“想起‘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的民谣，常常为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