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主张（严刑峻法）： “凡治理天下的君主，除非具有最崇高的道德，否则采用严厉手段就能治理，采用宽纵手段就会混乱。何以证明呢？近代孝宣皇帝（汉宣帝）深明君主之道，洞察治国之理，所以采用严刑峻法，使奸恶之人胆寒，海内清平，天下安定。总结其成效，优于孝文皇帝（汉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多行宽政，终于导致朝政衰败，君主的威权开始旁落，遂为汉朝基业埋下祸根。治国之道的得失，由此可以借鉴。从前孔子作《春秋》，褒扬齐桓公，赞美晋文公，赞叹管仲的功劳，难道会不赞美文王、武王之道吗？实在是为了通达权变、拯救时弊的道理啊！所以圣人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俗士却苦于不知变通，以为结绳记事时代的约法，可以治理乱秦的末世；以为干戚（盾斧）之舞，足以解除汉高祖平城之围。像熊攀树枝、鸟伸翅膀那样的导引术（养生术），虽然可以延年益寿，却不能治伤寒病；呼吸吐纳（气功），虽然可以延长寿命，却不能接续折断的骨头。治理国家的方法，和保养身体相似，平时注意保养，有病时则治疗。刑罚，是治理乱世的良药；德教，是太平盛世的佳肴。用德教去铲除凶残，就好比用佳肴去治病；用刑罚治理太平，就好比用药石去滋养身体。当今正值历代帝王留下的弊病之后，又遭厄运的关头，几代以来，政令大多过于宽缓，如同驾驭马车丢掉了缰绳，马匹脱掉了衔勒，四马横冲直撞，而大路又非常艰险，正应该紧急勒马刹车以拯救危局，哪里还有闲暇听和鸾（车铃）的节奏声呢！从前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是将应当砍掉右脚趾的改为死刑示众（弃市），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打死。这说明文帝是用严刑而非宽政达到太平的。”崔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郡人仲长统曾看到这本书，赞叹说：“凡为人君主，应抄写一遍，放在座位旁边。”
司马光评论： 臣司马光说：汉朝的法令已经是严厉的了，然而崔寔还嫌它宽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衰世的君主大多懦弱无能，平庸愚昧的辅臣只知道姑息迁就。所以权贵宠幸之臣即使有罪也得不到惩罚；豪强刁猾之民违法也不受诛杀。施行的仁政恩惠，只限于眼前；而作奸犯科的人却得志，朝廷纲纪不能建立。所以崔寔的议论，是为了矫正一时的弊端，并非百世通用的法则。孔子说：“政令宽缓则百姓怠慢，怠慢则用严厉来纠正；政令严厉则百姓伤残，伤残则施以宽缓。用宽缓来调剂严厉，用严厉来调剂宽缓，政事因此和谐。”这才是永世不变的常道啊。
闰月，庚午日： 任城节王刘崇去世；没有儿子，封国撤除。
任命太常黄琼为司空。
元嘉元年（续）： 桓帝想褒奖尊崇梁冀，命朝廷中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集会讨论给梁冀的礼仪。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说梁冀的功勋德业可以比肩周公，应该赐给他山川、土田以及附庸小国（最高规格）。唯独司空黄琼说：“梁冀之前因亲自迎接皇帝（桓帝）的功劳，已增加食邑达到三千户；他的儿子梁胤也加了封赏。如今分封诸侯是以户邑为制度，不以土地里数为标准。梁冀的功劳可以比照邓禹，应让他享有四个县的食邑。”朝廷采纳了黄琼的意见。于是有关部门上奏：“梁冀上朝可以不小步快走（入朝不趋），可以佩剑穿鞋上殿（剑履上殿），朝见皇帝时司仪只称其官衔不称其名（谒赞不名），礼仪比照萧何；将定陶县、阳成县剩余的户数连同已封的两县合为四个县封赏（合食四县），比照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色丝织物、车马、衣服、住宅等，比照霍光；以表示不同于一般的功臣（元勋）。每次朝会，与三公不同席（位在三公之上）。每十天入朝一次，评议尚书台事务（平尚书事）。并将此决议宣告天下，作为万世效法的典范。”梁冀仍认为所奏的礼仪太薄，心里不高兴。
汉桓帝元嘉二年（壬辰，公元1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