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外族天性凶猛，体形魁梧健壮，凭恃武力，负气任性，难以用仁善教化，容易滋生恶念，他们强大时难以屈服，他们和顺时难得真心。所以当他们不臣服时，朝廷劳师远征，耗尽国力财力，伏尸流血，攻破坚固的堡垒，摧毁强大的敌人，是那样的艰难；当他们臣服之后，朝廷慰藉安抚，馈赠财物，保全礼节威仪，是如此的完备。从前曾攻破大宛的都城，踏平乌桓的堡垒，袭击姑缯（西南夷）的营寨，扫荡荡姐（羌族部落）的战场，拔除朝鲜的旌旗，拔掉两越（南越、闽越）的军旗，历时短的不过十天半月，长的也不超过半年，就已经犁平他们的王庭，扫荡他们的里闾，设置郡县加以统治，如同云散席卷，不留后患。唯有北方的匈奴不同，真是中国的劲敌，东西南三面边境的敌人与之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了；前代重视匈奴的程度如此之深，是不能轻易对付的。

    “如今单于归顺仁义，怀着诚恳的心意，想要离开王庭，亲自来朝见陛下，这是前代遗留的良策，神灵所盼望的景象，国家虽然要破费，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怎么能用‘带来灾祸’的借口予以拒绝，用‘没有确定日期’予以推脱，抹杀往日的恩情，制造将来的裂痕呢？猜疑造成裂痕，使他们怀恨在心，仗着以前的约定，依据以往的言辞，把怨恨归咎于汉朝，从此断绝关系，最终没有臣服之心，威吓不能使他们屈服，劝说不能使他们明白，怎能不成为国家的大忧患呢！明智的人能在事情尚未成形时就看出端倪，聪慧的人能在声音尚未发出时就有所察觉，真要在祸患未发生前就有所准备，那么不用武力而忧患就不会产生。否则，一旦产生裂痕之后，即使智者在朝内费尽心机，辩士在朝外奔走游说，还是不如在事情未发生之时加以预防啊。况且过去经营西域，控制车师（西域国名），设置管理西域三十六国的城郭都护，每年耗费数以亿计的钱财，难道是为了防备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沙漠（今新疆罗布泊以东）来侵犯西部边境吗？乃是为了制约匈奴啊。百年经营的成果可能毁于一旦，花费十分而吝惜一分，臣私下为国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稍稍留意于尚未发生祸乱、尚未爆发战争之时，以遏止边境萌发的祸患！”

    奏章呈上，哀帝醒悟，召回匈奴使者，更换回信，答应单于来朝。赏赐扬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尚未动身，恰逢生病，又派使者表示希望推迟到明年（建平五年）朝见；哀帝同意了。

    董贤的尊贵宠幸日益加深，丁氏、傅氏家族嫉妒他的得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想获得辅政大臣的地位。正逢单于因病未能来朝，息夫躬便借此上奏，认为：“单于应在十一月进入边塞，后来以生病为由推辞，怀疑有其他变故。乌孙两位昆弥（王）势力衰弱，卑爰疐强盛起来，东边与单于勾结，还派儿子去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那么匈奴势力就会强盛，西域就危险了。可以让投降的胡人冒充卑爰疐的使者来上书，想借天子的威势告诉单于归还乌孙侍奉的儿子，接着把这份奏章下发，让匈奴使者知道；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奏章呈上，哀帝召见息夫躬，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大规模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一直靠威信使夷狄归附，息夫躬却想用欺诈手段对付他们，进献不可信的计谋，不能答应。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自称藩国守卫边塞。如今单于因患病不能来朝贺，派遣使者来说明，并未失臣子之礼。我公孙禄敢以性命担保，在我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息夫躬反驳公孙禄说：“臣是为国家考虑，希望能在事变发生前先行谋划，在事态未成形前预先防备，为万世考虑。而公孙禄只想用他的犬马之寿（自谦）来保证他眼前所见。臣和公孙禄意见不同，不可相提并论！”哀帝说：“好！”于是停止群臣讨论，单独与息夫躬商议。息夫躬趁机建议说：“灾异多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常的变故，可以派遣大将军巡视边防部队，整饬武备，斩杀一个郡守以立威，震慑四方夷族，用以应验压制变异。”哀帝认为有理，以此询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臣听说动员百姓要靠行动不靠言语，顺应天意要靠实质不靠虚文。下民卑微，尚且不可欺骗，何况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上天显示灾异，是用来警告君主，想让他觉悟改正过失，推诚布公推行善政，这样民心喜悦而天意也就实现了！善辩之士看到一点迹象，就胡乱地凭主观臆测附会星象历法，凭空捏造匈奴、乌孙、西羌将要发难的预言，谋划发动战争，设置权变之计，这不是顺应天道的做法。郡守、国相有罪，可以驱车奔驰到京师，反绑双臂接受死刑，恐惧到如此地步，而游说之人却想动摇安定使之陷于危境，逞其口舌之快，其实并不可取。议论朝政的人最令人苦恼的就是他们的谄媚阿谀、阴险狡诈、巧言善辩、苛刻深刻。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以致军队大败，他悔过自责，痛恨那些贻误国事的大臣，思念白发老臣（指百里奚、蹇叔）的忠言，美名流传后世。希望陛下观览古人的告诫，反复思考参考，不要被先入为主的话所左右！”哀帝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