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方进才智能力有余，兼通法律条文和吏员事务，用儒家经义修饰法律条文，被称为通明之相，成帝很器重他。他又善于揣摩君主心意，奏事无不合乎上意。当初淳于长显贵时，翟方进唯独与他结交，称赞推荐他；等到淳于长犯大逆罪被杀，成帝因翟方进是重臣，为他隐瞒掩饰。翟方进内心惭愧，上疏谢罪，请求退休（乞骸骨）。成帝批复说：“定陵侯淳于长已伏罪，你虽与他有过交往，《左传》上不是说过吗：‘早晨有过错晚上就改，君子赞许。’你何必疑虑呢！专心一意休养，不要耽误医药，好好保重身体。”翟方进这才起来办公，又上奏列举淳于长所亲近交好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以及刺史二千石以上官员二十余人，将他们全部免官。函谷都尉、建平侯杜业，一向与翟方进不和。翟方进上奏说：“杜业接受红阳侯书信嘱托（听请），犯不敬之罪。”杜业被免官，遣送回封国。
成帝因为王莽是第一个揭发（淳于长）重大奸恶的人，称赞他忠诚正直；王根因此推荐王莽代替自己（辅政）。
·
丙寅日（十一月二十七日）：任命王莽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
王莽从同辈中脱颖而出，继承他四位伯父（王凤、王音、王商、王根）之后辅佐朝政。他想要让自己的声誉超过前人，于是刻苦自励，孜孜不倦。他聘请众多贤良之士担任自己的属官（掾、史），所得的赏赐和封邑的收入全部用来款待士人，生活更加节俭。他的母亲生病，公卿列侯派自己的夫人前去探病，王莽的妻子出来迎接，（衣着极其简朴，）衣服短得拖不到地，围着布做的围裙（蔽膝）。见到她的人以为是仆人，经过询问才知道是王莽的夫人，都非常吃惊。王莽就是这样刻意（饰名）塑造自己的名声。
·
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上奏说：“《春秋》的义理是，用地位尊贵的人治理地位低贱的人，不让卑下者凌驾于尊贵者之上。现在刺史的官位仅相当于下大夫（秩六百石），却监察俸禄二千石的郡国长官，（地位）轻重不相称。臣等请求撤销刺史，改设州牧，以符合古代制度！”
·
十二月：朝廷撤销刺史，改设州牧，俸禄定为二千石。
·
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一带）在江边发现了十六枚古代石磬。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吉兆。刘向趁机劝说成帝：“（朝廷）应该兴建辟雍（太学），设立各级学校（庠序），陈列礼器乐器（俎豆、管弦），弘扬雅颂之乐，推广揖让的礼仪，用（这些礼乐教化）来感化天下。这样做了国家还不能治理好的，从来没有过。或许有人说：无法具备完备的礼仪。但礼仪的根本在于教养人民，即使礼仪细节（过差）有不够周全的地方，那也是（为了根本）而出现的过失，目的在于教养人民。刑罚使用不当有时会导致死伤，如今的刑法也不是皋陶制定的那种（完美）刑法，而主管官员请求制定法令时，该删减的就删减，该增加的就增加（削则削，笔则笔），是为了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至于礼乐教化，却推辞说‘不敢（妄动）’，这简直是敢于杀人、不敢于教养人民啊！因为礼器、乐器等细节稍有不足（小不备），就索性完全放弃不做，这是舍弃小不足而选择大不足（指放弃教化根本），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教化与刑法相比，刑法是次要的（轻），（若重视刑法而轻视教化，）那就是舍弃重要的（教化）而急于抓次要的（刑法）。教化，是国家赖以治理的根本；刑法，只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如今废弃根本（所恃）而单单依靠辅助工具（所助），这不是实现太平盛世的方法。从京城开始就有悖逆不孝的子孙，以至于犯下死罪、遭受刑戮的人接连不断，这都是因为不学习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啊。我们继承的是历经千年衰败的周朝，延续的是暴秦留下的烂摊子，人民长期浸染在恶劣的风俗中，贪婪、凶险、邪僻（贪饕险诐），不懂得道义事理。在这种情况下，不向他们展示宏大的教化（大化）而只用刑罚去驱赶（欧通“驱”）他们，他们终究不会改变！”成帝将刘向的意见交给公卿大臣讨论。丞相翟方进和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建立辟雍，并在长安城南勘察选址、立下标记（营表）；但最终未能动工就中止了。当时又有人说：“孔子不过是个平民，还培养了三千弟子。如今天子的太学弟子太少了。”于是将太学弟子名额增加到三千人。但一年多后，名额又恢复如旧。
刘向自认为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常常公开为刘氏宗室（辩护）讼冤，讥刺王氏外戚和在位的大臣。他的言论大多沉痛恳切，发自至诚。成帝多次想任命刘向为九卿（高级官员），但总是遭到在位的王氏家族成员以及丞相、御史（大夫）的阻挠（持），所以始终未能升迁。他担任大夫（如光禄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