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古代正统标准（古之正法）：春秋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战国六国又是五霸的罪人（六国，五伯之罪人也）。那么信陵君等四位豪杰（四豪），又是六国的罪人（又六国之罪人也）。更何况像郭解之流，以一个平民的卑微身份（匹夫之细），窃取了生杀予夺的大权（窃杀生之权），他的罪行本来就该杀无赦（罪已不容于诛矣）。看他为人温和善良、博爱（温良泛爱），救济穷人、帮助急难（振穷周急），谦逊退让、不炫耀功劳（谦退不伐），也算有与众不同的品质（有绝异之姿）。实在可惜啊（惜乎），他不走道德正路（不入于道德），却放任自己混迹于末流（苟放纵于末流），落得身死族灭（杀身亡宗）的下场，并非不幸啊（非不幸也）！
荀悦论“三游”：?
荀悦评论说：世上有三种游荡之人（三游），是道德的蛀虫（德之贼也）：第一种叫游侠，第二种叫游说之士，第三种叫沽名钓誉之徒（游行）。
树立个人威势（立气势），作威作福（作威福），拉帮结派（结私交）以便在世上称霸的，叫做游侠。
粉饰言辞（饰辩辞），设置阴谋诈术（设诈谋），奔走天下以迎合时势谋求私利（以要时势）的，叫做游说之士。
表面装作仁义来迎合时尚（色取仁以合时好），勾结党羽（连党类），制造虚假声誉（立虚誉）以便获取权力利益的，叫做沽名钓誉之徒（游行）。
这三种人，是祸乱产生的根源（乱之所由生也）；他们伤害道德（伤道害德），败坏法纪（败法惑世），是先王所深恶痛绝的（先王之所慎也）。
国家有士、农、工、商四类正当职业（四民），各自做好本职工作（各修其业）。不从事这四种正当职业的人，叫做奸民（奸民）。奸民不产生，王道才算成功（王道乃成）。
这三种游荡之风，都产生在王朝末世（生于季世），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尤其严重。君主昏庸（上不明），臣下不正（下不正），制度不立（制度不立），法纪松弛废弛（纲纪驰废）；以别人的毁谤或赞誉作为荣辱标准（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实真假（不核其真）；以个人爱憎作为利害依据（以爱憎为利害），不考察实情（不论其实）；凭个人喜怒进行赏罚（以喜怒为赏罚），不辨明道理（不察其理）。上下互相欺骗（上下相冒），所有事情都错乱颠倒（万事乖错）。因此发表言论的人（言论者）揣摩对方权势大小（计薄厚）才开口说话，选拔人才的人（选举者）估量关系亲疏（度亲疏）才下笔举荐，善恶评价与众人舆论相悖（善恶谬于众声），功过赏罚与国家法律相乱（功罪乱于王法）。这样一来，利益不可能凭道义求得，祸害不可能靠正道避开。
所以君子也违背礼节（犯礼），小人更触犯法律（犯法），人们奔走钻营（奔走驰骋），越职侵权（越职僭度），追求浮华不重实际（饰华废实），竞相追逐眼前利益（竞趣时利）。怠慢父亲兄长的尊严（简父兄之尊）却推崇对宾客的礼节（崇宾客之礼），看轻骨肉亲情（薄骨肉之恩）却重视朋友交情（笃朋友之爱），忘记修身养性的根本（忘修身之道）却追求世俗的赞誉（求众人之誉），削减衣食之本（割衣食之业）来满足宴饮享乐的爱好（以供飨宴之好）。门庭堆满送礼者的行囊（苞苴盈于门庭），道路上挤满了互相拜访的人（聘问交于道路），私人书信比官府公文还多（书记繁于公文），私人事务比公职事务还繁重（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风气形成（流俗成）而正道被败坏了（正道坏矣）。
因此圣明的君王在位时，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经国序民），首先要端正制度（正其制度）。判断善恶的关键在于对照功过本身（善恶要于功罪），而不被毁誉之声所迷惑（不淫于毁誉）；听取其言论还要责求其实际效果（听其言而责其事），选举其名声还要指出其实际表现（举其名而指其实）。所以实际行为与名声不符的叫做虚假（虚），内心情感与外表不一的叫做伪善（伪），毁谤赞誉不符合事实的叫做诬蔑（诬），谈论事情不合情理的叫做欺骗（罔）。让虚伪的行为无法立足（不得设），诬陷欺骗的言辞无法流行（不得行），有罪恶的人不能侥幸逃脱（无侥幸），无过错的人不必担忧恐惧（不忧惧），请托行贿无法通行（请谒无所行），金钱贿赂没有用处（货赂无所用），摒弃华而不实的文饰（息华文），去掉虚浮的言辞（去浮辞），禁止诡诈的辩论（禁伪辩），杜绝邪恶的智巧（绝淫智），摒弃各家学说的纷扰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