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傅、少保）就用孝、仁、礼、义来教导训练他（?道习之?），赶走邪恶的人，不让太子见到恶劣的行为。于是精选天下品行端正（?端士?）、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孝悌?）、学识渊博有道术的人，护卫辅佐太子（?卫翼之?），让他们和太子一同生活起居出入。所以太子从诞生起看到的都是正事，听到的都是正言，实行的都是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习惯和正人君子相处，就不可能不正派，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习惯和不良的人相处，就不可能不歪邪，就像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品性就像天性，习惯成自然。’（?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习惯随着智慧增长而养成，所以觉得理所当然（?切而不愧?）；教化与心性同时形成，所以符合道义如同本性（?中道若性?）。夏商周三代之所以长治久安，就是因为他们辅佐太子有这套办法。到了秦朝就不同了，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的是断案（?狱?），所学的不是砍头割鼻（?斩、劓?），就是诛灭三族（?夷三族?）。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就用箭射人（?射人?），把忠心进谏的称作诽谤（?诽谤?），深谋远虑的称作妖言（?妖言?），他看待杀人如同割草（?视杀人若艾草菅?）。这难道是胡亥天生凶恶吗？是教导他的方法不合道理的缘故啊。俗话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要引以为戒。’（?前车覆，后车诫?）秦朝迅速灭亡的覆辙清晰可见（?辙迹可见?）；然而不避开它，是后面的车又将翻掉啊。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县于太子?），太子贤能的根本，在于及早进行教育（?早谕教?）和选择合适的左右侍从（?选左右?）。趁心灵尚未受到污染时及早进行教导教化，就容易成功；启发他明白道义、智慧、学问的要旨（?开于道术智谊之指?），这就是教育的力量；至于养成习惯（?服习积贯?），则靠左右侍从的影响。胡人、越人（指不同民族），生下来哭声相同，嗜好欲望也差不多；等到长大养成习惯，即使经过多次翻译（?累数译?）也不能互相沟通了，甚至有的宁死也不肯做对方做的事（?有虽死而不相为者?），这就是教化的结果啊。所以我说选好左右侍从、及早进行教育最为紧要（?最急?）。教育得法而左右正直，那么太子就正直了，太子正直天下就安定了。《尚书》说：‘天子一人有善德，亿万百姓都仰赖他。’（?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这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务（?时务?）。”

    （关于礼与法的根本作用）：?

    “大凡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礼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前加以禁止，而法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后加以惩处，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看到，而礼产生的效果却难以知晓。至于用奖赏鼓励善行，用刑罚惩治罪恶，先王施行这样的政令，像金石一样坚定；执行这样的法令，像四季一样守信；依据这样的公道，像天地一样无私，怎么会不采用呢？然而人们还是强调礼啊礼啊，是因为它贵在将罪恶消灭在萌芽状态，并从细微之处开始教化，使百姓在不知不觉中日益向善、远离罪恶。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诉讼的事不发生才好！’为君主谋划，没有比首先审慎决定取舍更重要的了；君臣关系的准则在朝廷内部确定下来，国家安危的征兆就在外部显现出来。秦始皇想要尊崇宗庙安定子孙，与商汤王、周武王是一样的。然而商汤王、周武王推广他们的德行，六七百年而不丧失天下；秦始皇治理天下才十几年就彻底失败。这没有别的原因：商汤王、周武王确定取舍很审慎，而秦始皇确定取舍不审慎。天下，好比是件大器物；现在人们放置器物，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稳，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势，与器物没什么不同，关键在于天子把它放在什么位置。商汤王、周武王把天下置于仁、义、礼、乐的环境中，子孙相传几十代，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始皇把天下置于法令、刑罚的环境中，灾祸殃及自身，子孙灭绝，这是天下人都看到的。这难道不是最明显的效验吗！有人说：‘听取言论的方法，一定要用具体事实去验证它，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说八道了。’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周、秦的具体史实来验证一下呢！君主的尊贵好比殿堂，群臣好比台阶，百姓好比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殿堂的边角远离地面，殿堂就显得高；台阶没有层级，殿堂的边角靠近地面，殿堂就显得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跨越，这是理所当然的形势。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制度，朝廷内有公、卿、大夫、士，地方上有公、侯、伯、子、男各等爵位，然后有各级官员和小吏，一直到平民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这所有等级之上，所以他的尊贵是无人可及的。”

    “民间谚语说：‘想打老鼠又怕打坏器物。’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尚且顾忌不敢投打，怕损坏器物，更何况大臣这些接近君主的人呢！用廉耻和礼义来约束君子，所以对他们可以赐死却不能加以杀戮侮辱。因此黥刑、劓刑不施加到大夫身上，就是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礼制：不敢议论君主所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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