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四门、八街、七十二巷，一夜之间贴满了黄纸黑字的告示。纸是上好的官宣纸，墨是浓稠的松烟墨，盖着直隶总督曾的大印，鲜红刺眼，像刚刚凝固的血。
布告前挤满了人。
识字的人结结巴巴念着，每念一句，人群就骚动一分。不识字的人急得跺脚：“到底写的什么？快念！”
“兹查天津教案……”
“说人话！”
“就是……杀洋人的，要偿命。”
死寂。
然后爆发出怒吼。
“凭什么？！”
“洋人先杀我们的！”
“曾剃头！汉奸！”
石头、烂菜叶、臭鸡蛋雨点般砸向布告。守布的兵卒想拦，被一个汉子揪住领子：“你们也是中国人！帮着洋人杀自己人？！”
兵卒低头，不敢对视。
这份判决，曾国藩写了整整一夜。
不是写，是“抠”——每个字都像从他骨头上硬生生抠下来的。写“斩立决”三个字时，笔尖戳破了三层宣纸，墨迹晕开像一朵黑色的血花。
他要杀十六个人。
不是洋人，是中国人。是那天冲进望海楼，用锄头砸死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天津百姓。领头的是个叫张老五的码头苦力，四十多岁，家里有瞎眼的老娘和三个孩子。被捕时，他一声没吭，只是问：“我死了，我娘和孩子……有人管吗？”
曾国藩没回答。
他答不了。
因为朝廷的旨意很明确：必须给洋人交代。不杀人，洋人的炮舰就要开进海河。杀人，他就是千古罪人。
“大人，”赵烈文站在案边，声音发涩，“真要……杀？”
“杀。”曾国藩盯着判决书，眼睛红得像要滴血，“不杀，天津城明天就会变成一片火海。”
“可百姓那边……”
“我知道。”曾国藩打断他，“我知道他们会骂我汉奸，骂我卖国，骂我……猪狗不如。”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是沉沉夜色，远处海河上，洋人军舰的探照灯光像一把把白惨惨的刀，在黑暗中划来划去。
“烈文，你说，我这一生……到底在守什么？”
赵烈文答不上来。
“守国？国在哪里？是紫禁城那个十岁的孩子，还是帘子后面那个女人？”曾国藩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守民？民在骂我。守义？义在哪儿？”
他转身，看着赵烈文：
“我现在明白了，我守的，从来就不是国，不是民，不是义。我守的……是‘不破’。”
“不破？”
“不让这个王朝，在我眼前破掉。”曾国藩苦笑，“哪怕它早就该破了，哪怕它从根子上烂透了，我也要撑着，撑着……撑到我死的那一天。”
他说完，提笔，在判决书末尾签下自己的名字。
每一笔，都像在割自己的肉。
辰时，囚车游街。
十六辆囚车，从天津府衙出发，沿着最繁华的鼓楼大街，一路驶向西门外法场。每辆囚车上都插着亡命牌，朱笔写着“斩”字，红得刺眼。
张老五在第一辆囚车上。
他没跪，站着，脖子挺得笔直。囚车经过时，路两边的百姓都静了。有人捂住嘴，有人转过头，有人……跪下了。
不是跪囚犯，是跪这份屈辱。
“老五！”一个老妇人冲出人群，扑到囚车前，“我的儿啊——！”
是张老五的瞎眼娘。
她看不见，但听得见。听见囚车的木轮碾过青石板，听见镣铐叮当作响，听见儿子粗重的呼吸。
“娘，”张老五开口，声音哑得厉害，“儿子不孝，先走一步。您……好好活着。”
“不！不！”老妇人拼命摇着囚车的木栅，“要死娘跟你一起死！让他们把娘也杀了！”
押车的兵卒别过脸。
不敢看。
囚车继续走。
走到鼓楼前时，张老五忽然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老子杀了一个洋鬼子，值了！曾剃头！你杀我，你是汉奸！你不得好死——！”
喊声凄厉，在晨风中传得很远。
远处驿馆的二楼上，曾国藩站在窗前，听见了这声喊。
他没动。
只是背上的鳞片，在这一瞬间全部炸开。不是因为愤怒，是因为……共鸣。他体内的螭魂，听懂了这声喊里的东西——不是仇恨，是悲壮。是一个普通人，在用生命，对这个不公的世道，做最后的反抗。
而他要做的，就是扼杀这种反抗。
为了“大局”。
为了“不破”。
“大人，”赵烈文低声说，“要不……缓一缓？”
“缓不了。”曾国藩闭上眼睛，“洋人的船，已经起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