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使到营门时，曾国藩正在地图前推演河防——不是用笔，是用手指。指尖划过黄河故道，所过之处，地图上留下暗金色的焦痕，像是被什么滚烫的东西烙过。那是鳞片分泌的粘液，带着腐蚀性。
“大帅！武昌急报！”
信使跪在帐外，声音嘶哑得像破锣。曾国藩手一顿，地图上的焦痕停在了兰考位置，正好把“地宫”两个字圈在了里面。
“进来。”
信使连滚带爬进帐，呈上信筒。曾国藩接过时，感觉到信筒在发烫——不是天气热，是送信的人一路上把马跑死了三匹，体温透过皮筒传过来。
拆开，是两封信。
一封是湖广总督官文的，满纸官腔：“……曾国荃复出以来，骄横跋扈，擅调防军，私截厘金，屡劝不改。近日更纵容部将殴伤本督亲兵三人，实难共事。乞曾公严加管束，否则恐生大变。”
另一封是弟弟曾国荃的，字迹狂乱得像鬼画符：“官文老贼欺人太甚！扣我湘军粮饷三月，又纵容旗兵抢我营中军械。昨日竟派人暗杀我幕僚！大哥，此贼不除，武昌永无宁日！”
曾国藩看完，没说话。
他只是走到帐边水盆前，把手浸进去——刚才捏信纸时用力过猛，指尖的鳞片刺破了皮肤，暗金色的血滴在信纸上，“嗤嗤”地腐蚀出几个洞。水盆里的清水瞬间变成暗金色，又迅速沉淀，变成一盆浑浊的泥浆。
“送信的人呢？”他问。
“还在营外，”刘铭传低声说，“等回话。”
“让他传话给官文：国荃年轻气盛，本督已去信严斥。请官兄以大局为重，勿因小事伤了和气。”
“那……给九帅的回话？”
曾国藩沉默了很久。
久到刘铭传以为他不会再开口时，他才说：“告诉国荃八个字——‘忍字头上一把刀’。”
“就这？”
“就这。”
信使领命而去。
帐中只剩下曾国藩一人。他走到铜镜前，看着镜中的自己——脸上鳞片已经蔓延到了颧骨，眼角的皮肤裂开细密的纹路，像蟒蛇蜕皮前的征兆。而最可怕的是额头：正中位置，鼓起一个暗金色的包，正在缓缓搏动，像有什么东西要破颅而出。
那是蟒魂的“第三只眼”。
地宫决战前最后的异变。
“偏偏是这个时候……”他喃喃自语。
武昌不能乱。
那是湘军的大本营，是长江水师的根基，是他能坐镇两江、遥控北方的底气。官文是满人总督，代表朝廷在湖广的权威；国荃是湘军统帅，代表曾家乃至整个湘系的利益。这两人撕破脸，轻则两败俱伤，重则……江南半壁，可能重新陷入战火。
而这一切，发生在他即将进入地宫、生死未卜的关头。
像是有人算准了时间。
三日后，第二封急报到了。
情况恶化了。
官文以“防匪”为名，调集绿营五千人进驻武昌城内，控制了粮仓、武库、城门。曾国荃则率湘军八千人在城外扎营，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城里的士绅连夜逃出，江面上的商船不敢靠岸，谣言四起，说“曾九帅要造反”。
随信附来的，还有一份血书。
是曾国荃咬破手指写的：“大哥，官文已调炮队上城墙，炮口对着我大营。我若退，湘军从此在湖北无立足之地。我若进，便是叛乱。进退皆死，弟唯有以死明志——若三日内无大哥明示，弟便率军攻城，与官文老贼同归于尽！”
血字殷红，触目惊心。
曾国藩看完血书，背上的骨棘“咔”地一声全部弹出——不是三根，是五根。从肩胛到腰椎，五根暗金色的骨刺刺破官服，在烛光下泛着狰狞的光。
他感觉到，体内的蟒魂在兴奋。
因为血。
因为即将到来的杀戮。
因为那种同类相残、血流成河的场面，正是它最渴望的养料。
“安静！”他低吼，一拳砸在桌案上。
“轰！”
实木桌案从中断裂，文书、笔墨、地图散落一地。帐外的亲兵冲进来，看见大帅背上的五根骨棘，全都僵在原地。
“出去。”曾国藩背对着他们，声音嘶哑。
亲兵们退出去，帐帘落下。
曾国藩喘着粗气，强迫自己冷静。他能感觉到，额头那个包在加速搏动，暗金色的光芒从皮肤下透出来，在眉心位置形成一个若隐若现的竖瞳。
不能再拖了。
今晚就是月圆之夜。
地宫的门会开。
而他必须在进入地宫之前，解决武昌的乱局。
“拿纸笔来！”他对外面喊。
纸笔送进来时，曾国藩已经勉强压制住骨棘。他坐下，提笔，但笔尖悬在纸上，迟迟落不下去。
写什么？
劝官文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