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麟深吸一口气：“若有人不肯呢？”
“那就谈条件。”曾国藩抬头，眼底暗金色一闪，“安徽要修堤，我们可以派水师帮着运料。江西要剿匪，我们可以调船协防。浙江怕洋人，我们的炮船可以驻防宁波港……总有他们需要的。”
他把写好的信递给彭玉麟。
信纸很厚，有七八页。每一页的末尾，都有暗金色的斑渍——是他强忍疼痛时，咬破舌尖渗出的血，混着蟒魂的毒液。
“还有，”他补充，“告诉他们，这是我曾国藩……最后一次求人。”
接下来的七天，曾国藩没出书房。
他在写那份联名奏折。每一稿都斟酌再三，每个字都反复推敲——要显得大公无私，要突出江防重要，要淡化湘军色彩，要强调“此乃为国家计，非为湘军谋”。
同时，他体内的变化也在加速。
月圆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现在不只是月圆之夜会发作，白天也开始有征兆：手指关节变粗，指甲变厚变尖，看东西时偶尔会出现竖瞳，听见远处的声音异常清晰。
有一次，赵烈文送茶进来，看见他正俯身写字。
官服后领微微敞开，露出一截脖颈——那里已经完全被暗金色鳞片覆盖，鳞片边缘锋利，在烛光下泛着金属般的光泽。
赵烈文手一抖，茶盏差点摔了。
“大帅……”他声音发颤。
“出去。”曾国藩没抬头，“把门带上。”
门关上了。
曾国藩放下笔，走到铜镜前。他解开衣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从锁骨到脸颊，鳞片已经覆盖了半边脖子。耳后的裂缝扩张成一道狰狞的伤口，里面能看到暗红色的肉芽，还有隐约的、属于蟒的腮状结构在蠕动。
他伸手摸了摸。
触感冰凉、坚硬，像盔甲。
“快了。”他对着镜子说，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体内的那个存在。
第八天，彭玉麟回来了。
带回六封信。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六省总督的亲笔回函，全都同意联名。只有四川总督说“路途遥远，江防不涉川省”，婉拒了。
“够了。”曾国藩看着那六封信，“六省联名，加上我的，就是七人。朝廷不能不重视。”
“还有一事，”彭玉麟迟疑，“沈葆桢提了个条件。”
“说。”
“他要水师改制后，江西段的江防……由他派人统领。”
曾国藩沉默。
沈葆桢是江西巡抚，也是湘军出身，但近年来与曾家渐行渐远。这个要求，明显是要分权。
“答应他。”良久，曾国藩说。
“大帅！”
“只要能保住水师，分权就分权。”曾国藩疲惫地摆摆手，“一支军队，最怕的不是分权，是解散。散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走到窗前。
外面正在下雨，淅淅沥沥，打在金陵书局新铺的瓦片上。书局的主体已经完工了，工匠们正在做最后的装饰。再过几天，就可以开始刻版了。
“雪琴，”他忽然问，“你说我们这辈子，到底在图什么？”
彭玉麟一愣。
“图功名？早就有了。图富贵？从来不是。”曾国藩望着雨幕，“可能就是图个……不散吧。”
“湘军不散，水师不散，那些跟着我们出生入死的人……不散。”
“哪怕最后，散的是我们自己。”
他说得很轻。
轻得几乎被雨声淹没。
但彭玉麟听清了。他看见曾国藩的背影在雨光里微微佝偻，官服下的轮廓有些不自然——太宽，太厚，像是里面藏着什么不该有的东西。
“大帅，”他低声问，“您身体……”
“没事。”曾国藩转身，脸上已经恢复平静，“奏折我今晚就写定。明天发六百里加急，送京城。”
他走回案前，铺开最后一稿纸。
提笔时，手很稳。
这一次，背上的疼痛似乎减轻了。不是鳞片退缩了，是它们……适应了。当他不把它们当敌人，而是当成身体的一部分时，那种对抗的剧痛，变成了某种沉甸甸的、但可以承受的存在。
他写下标题：
“奏为长江水师改制，请旨列入经制，以固江防事。”
字迹工整，力透纸背。
每一个字，都像在五万七千个名字前，立下的一块碑。
碑上刻着：
“此路，可通。”
奏折是五天后到的京城。
据说军机处争论了一整天。有人骂这是“湘军借尸还魂”，有人赞这是“老成谋国”。最后，两宫太后拍了板：
“准奏。”
“长江水师，列入经制之师。设提督一员，总兵四员，归兵部直辖，饷银由江海关税支给。”
“原湘军水师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