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案上堆满揉皱的纸团，每个纸团上都浸着墨，也浸着汗——不是热的，是疼出来的冷汗。曾国藩写第八稿时，背上的鳞片正在疯长，已经蔓延到锁骨的位置。每一笔落下，都像有针顺着脊椎往上扎，扎进脑髓里。
但他必须写。
因为这是湘军最后一条活路。
三天前，京城来的密信到了。
是军机处一个故旧偷偷抄出来的上谕底稿，只有一句话：“湘勇裁撤过半，冗员仍众。着各督抚妥议，除留防要隘外，余者悉数遣散，以节饷需。”
“悉数遣散”四个字，像四把刀。
长江水师五万七千人，大小战船四百余艘——这是彭玉麟二十年心血，是湘军最后的精锐，也是曾国藩手里仅剩的、能握住的刀。
可朝廷觉得，这把刀该熔了。
“不是朝廷无情。”赵烈文说这话时，声音压得极低，“是有人递了折子，说湘军水师‘将骄兵惰，虚耗粮饷’。还说……还说水师将领在江上收‘护船费’，形同水匪。”
曾国藩没说话。
他正在看另一份文书——长江水师各营的花名册。册子很厚，纸张泛黄，边角磨得起毛。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籍贯、年龄、入伍时间，还有……战功。
“王老五，湖南湘乡人，咸丰四年入伍。参与岳州水战、田家镇大战、湖口之战……负伤三次。”
“李二狗，湖北武昌人，咸丰六年入伍。鄱阳湖水战断一臂，仍掌舵撞沉长毛炮船两艘。”
“陈阿大，安徽巢湖人……”
他一页一页翻。
翻到某一页时，手停住了。
那一页的名字，墨迹比其他页淡——是新补的。后面没有战功，只有一行小字：“同治三年六月，天京攻坚，父阵亡，子顶补。”
这样的名字，这本册子里有七百多个。
父亲死在天京城下，儿子接过桨，接过刀，接过这条可能永远回不了家的船。
现在朝廷说：遣散。
“不能散。”
说这话的是彭玉麟。他连夜从武昌赶来，一身风尘，眼窝深陷，显然是几天没睡好。“雪琴，”曾国藩看着他，“不散，饷从哪来？朝廷不会再拨了。”
“我们自己筹！”
“怎么筹？”曾国藩指着窗外，“江南六省，刚经历十一年战乱，民生凋敝。加税？百姓活不起了。摊派？商贾逃光了。收‘护船费’？”他顿了顿，“那不就坐实了‘形同水匪’的罪名？”
彭玉麟一拳砸在桌上。
茶盏跳起来，摔在地上，碎了。
“那难道就……”他声音发哽，“就让五万弟兄，就这么散了？让他们回乡种地？可他们除了驾船、放炮、杀人……还会什么？”
沉默。
沉重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沉默。
许久，曾国藩开口：“有一个办法。”
“什么？”
“改制。”两个字，他说得很慢，“把湘军水师，改成国家经制之师——长江水师。列入兵部编制，饷银由国库支给，不再算湘军私兵。”
彭玉麟愣住了。
“这可能吗？朝廷会答应？”
“一个人上折子，不会答应。”曾国藩走到地图前，“但如果七省总督联名上奏呢？”
他手指划过长江沿线：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川——长江流经的七省总督，联名上书，说长江水匪未靖，洋人轮船日增，江防不可一日无师。请求将现有水师改制，纳入国家经制，专司江防。”
他转身，看着彭玉麟：
“朝廷要裁湘军，是怕尾大不掉。但如果是国家经制之师，就不再是曾家军、彭家军，而是朝廷的兵。这个名分，他们给得起。”
彭玉麟眼睛亮了，但又暗下去：“可七省总督……凭什么联名？”
“凭利益。”曾国藩坐回案前，“长江水师若散了，江防空虚，水匪必然再起。到时候商船被劫，漕运受阻，关税减少——哪个总督担得起？”
“可他们若觉得……这是湘军在借尸还魂？”
“那就给他们好处。”曾国藩提笔，在纸上写，“水师改制后，各营驻防地，由各省督抚协管。军官升迁，兵部与地方共议。饷银拨付……可以先从江海关税里支。”
他写得很快。
背上的疼痛越来越剧烈，鳞片已经爬到脖颈，耳后的裂缝渗出暗金色液体，滴在纸上，腐蚀出一个个小洞。但他不停笔。
“雪琴，”他边写边说，“你亲自跑一趟。带上我的亲笔信，去见各省总督。湖北的官文，湖南的骆秉章，江西的沈葆桢……一个一个谈。”
“怎么谈？”
“告诉他们：湘军水师改制，不是湘军延续，是给他们送一份江防大礼。五万训练有素的兵，四百艘战船，白送给他们用。只要他们联名上个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