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账簿就在眼前——深蓝色布面，线装，纸页泛着陈旧的黄。裕安把它推过来时，手指在封面上敲了三下，像敲在棺材板上。
“曾大人，”裕安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毒蛇吐信，“令婿的命，值五万两。但这本账……值多少？”
书房里只点了一盏灯。
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扭曲、拉长，在书架间纠缠。曾国藩能闻到空气里的气味——墨臭，霉味，还有裕安身上那股檀香混着铜锈的、令人作呕的甜腻。
他背上的鳞片，正在疯狂预警。
每一片都在发烫，在收缩，在催促他：杀了他。撕碎他。把这间屋子、这个院子、这座城都染成红色。
但他不能。
因为聂缉椝还在地牢里。
因为眼前这本账簿，封面上那行小楷，写的是：“甲子年至丙寅年，江宁各路军务往来细目”。
甲子年，同治三年。
湘军攻破天京那年。
事情要从三个时辰前说起。
曾国藩确实带着五万两银票去了裕府。不是妥协，是试探——他想看看，裕安背后到底站着谁，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勒索两江总督。
裕安在花厅接待他，茶是上好的雨前龙井，点心是南京城最贵的桂香斋。一切都合乎礼节，甚至过于恭敬。
直到银票放在桌上。
裕安没看银票，反而笑了：“曾大人果然爽快。不过……五万两，怕是不够。”
“什么意思？”曾国藩没动。
“令婿的命，值五万两。”裕安端起茶盏，吹了吹浮叶，“但大人的名声，值多少？湘军上下三百将领的前程，又值多少？”
他放下茶盏，拍了拍手。
管家捧着一本账簿进来，轻轻放在两人之间的茶几上。
就是此刻曾国藩眼前的这本。
“翻开看看？”裕安做了个请的手势。
曾国藩没动。
他的手指在膝上微微颤抖——不是恐惧，是压制。压制体内那股想要破体而出的暴戾。他能感觉到，耳后的裂缝在扩大，有粘稠的液体渗出，顺着脖颈流进衣领。
“曾大人不敢看？”裕安自己伸手，翻开账簿。
纸页哗哗作响。
停在某一页。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裕安念道，声音平缓得像在念诗，“湘军吉字营破天王府东侧偏殿。缴获黄金八百两，玉器四十件，珍珠三斛……入账黄金二百两，玉器五件，珍珠半斛。余者，由营官李臣典、萧孚泗等七人私分。”
他又翻一页：
“六月十八，破天王府地库。得前明官窑瓷器一百二十件，古画三十七轴……入账瓷器二十件，画五轴。余者，由各营主官按职衔分配。”
再翻：
“六月二十，查抄东王府。得银二十八万两，其中八万两未入公账，由曾国荃大人亲批，犒赏攻城先登将士……”
“够了。”曾国藩说。
声音很哑。
裕安合上账簿，抬起头：“这才三页。后面还有一百七十页，记的是天京破城后三个月，湘军各部在南京城的‘收获’。大到王府库银，小到民宅门环，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他身体前倾，压低声音：
“曾大人，您猜猜，这本账要是送到京城，送到御史台，送到……太后眼前，会怎么样？”
烛火跳了一下。
曾国藩的影子在墙上猛地一晃，像要扑出去。
但他坐着，纹丝不动。
只有手背上，那些青黑色的血管，正在一根一根凸起，像有什么东西在底下爬。
“你想要什么？”他问。
“简单。”裕安靠回椅背，“第一，五万两照收，但我要现银，不要银票。第二，江宁三县今年的盐引，裕家要拿四成。第三……”
他顿了顿，笑容更深：
“金陵书局刻书的纸张供应，全交给裕家的纸坊。价钱嘛……按市价加三成。”
曾国藩看着他。
看了很久。
久到裕安脸上的笑容开始僵硬，久到屋外的虫鸣都停了，久到烛芯“啪”地爆开一朵灯花。
然后，曾国藩说：“好。”
这个“好”字，像一把刀。
捅进他自己肚子里。
捅得他背上的鳞片全部倒竖，捅得他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不是血，是更黑暗的、带着硫磺味的液体。他用力咽下去，咽得脖颈青筋暴起。
“曾大人爽快。”裕安拍了拍手，“那令婿……”
“我现在要见人。”曾国藩站起来。
他站起的瞬间，裕安脸色变了变——因为那一刹那，他看见曾国藩的影子在墙上拉长得不正常，像一条直立的巨蟒，头颅几乎顶到房梁。
但再定睛看，又是那个微微佝偻的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