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衙门书房里，烛火通明。薛福成垂手站在书案前，背挺得笔直，但手指在袖中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激动。他没想到，那叠万言书递上去才两个时辰，曾国藩就派人把他从客栈里“请”了过来。
“坐。”曾国藩指着对面的椅子。
薛福成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下了，只敢坐半个屁股。
“你的《上曾侯相书》，我看了。”曾国藩开门见山，“写得很好。虽然有些地方……稚嫩了些，但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学生……学生狂妄。”薛福成低下头。
“不狂妄，怎么叫年轻人。”曾国藩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疲惫，有些……说不清的东西，“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
“二十二……”曾国藩重复着这个数字，眼神有些飘忽，“我二十二岁时，刚中进士，在翰林院做庶吉士。每天抄抄写写，读读圣贤书，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和你现在，倒有几分像。”
薛福成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没想到，这位名震天下的湘军统帅、两江总督，会跟他说这些。
“你是江苏无锡人？”曾国藩又问。
“是。”
“无锡薛家……”曾国藩沉吟片刻，“薛湘，是你什么人？”
薛福成浑身一震：“那……那是先父。”
书房里安静下来。
烛火噼啪，墙上两人的影子晃动。窗外的月亮又升高了些，圆得像是要滴下银汁。
曾国藩盯着薛福成，看了很久。目光从额头到眉毛，从眼睛到鼻梁，从嘴唇到下巴——像是在找什么，又像是在确认什么。
“像，”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真像。”
“侯相……认识先父？”
“何止认识。”曾国藩站起身，走到书架前，从一个暗格里取出一个小木匣。打开，里面不是金银珠宝，是一叠信。
泛黄的信纸，墨迹已经淡了，但字迹还能辨认。
“道光二十一年，”他抽出一封，递给薛福成，“你父亲写给我的。那时他在无锡办团练，我在北京做翰林。他在信里说，洋人船坚炮利，非我朝弓马可敌。要自强，必须‘师夷长技’——这话，跟你写的，一模一样。”
薛福成接过信，手在抖。
他认得父亲的笔迹。那些字，工整中带着刚劲，和他记忆里的一模一样。信纸边缘有磨损，显然被反复看过很多次。
“还有这封，”曾国藩又拿出一封，“道光二十三年。他说想送儿子去上海，跟洋人学格致之学。但家里老人反对，说那是‘奇技淫巧’，有辱门风。”
薛福成眼眶红了。
这事他记得。那年他五岁，父亲抱着他，指着东边说：“福成啊，那边是大海，海那边有番邦。他们有些东西，比咱们强。爹想送你去学，可你爷爷不让……”
后来父亲就没再提了。
再后来，父亲死了——不是病死的，是在无锡保卫战里，被太平军打死的。尸体都没找全，只捡回一条胳膊，埋在了祖坟里。
“你父亲是我在翰林院时的同窗。”曾国藩坐回椅子上，声音很平静，但眼底有暗流涌动，“我们同一年中的进士，他二甲第七，我三甲第四十二。他笑我是‘同进士如夫人’，我笑他是‘书呆子不知世事’。”
“后来呢？”
“后来……他回了江苏，我留在北京。他办团练，我编史书。他写信给我，说洋人可怕，要早做准备。我回信给他，说圣贤之道才是根本，洋人不足惧。”
曾国藩苦笑：
“现在想想，他是对的。我错了。”
薛福成说不出话。
他看着眼前这位侯相，这位传说中“平定长毛、拯救半壁江山”的英雄，此刻脸上没有半点得意，只有深深的疲惫和……悔恨。
“咸丰二年，太平军打到无锡。”曾国藩继续道，“你父亲带着三千团练守城，守了七天七夜。最后城破，他……战死了。”
“我知道。”薛福成声音哽咽，“母亲说，父亲死前让人带话出来：告诉涤生，他说的对，洋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人。”
涤生。
曾国藩的字。
薛福成从没听母亲提过，父亲和曾国藩有这样深的交情。
“你母亲现在……”
“前年病逝了。”薛福成擦擦眼睛，“临终前，她把父亲留下的信都烧了，只留了一句话给我：去找曾涤生，告诉他，薛湘的儿子……来了。”
来了。
两个字，轻飘飘的，却像千斤重担，压在曾国藩心上。
他看着薛福成，看着这张和故友七分相似的脸，看着那双眼睛里和故友一样执拗的光，忽然觉得……宿命，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三十年前，他和薛湘在翰林院争论“洋务”。
三十年后，薛湘的儿子，带着同样的理